對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自身的研究.docVIP

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自身的研究（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或流派。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它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从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谋略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子文化融中国传统文化之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哲学为一体,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一面。对君子人格的崇尚与培养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君子人格反映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义利观、道德观。众所周,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做人先于做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君子文化就是要教育人们做人要做君子而不要做小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德育的形式代替宗教的传统,对理想君子人格的塑造和追求正好体现了这一传统。君子人格融温良恭俭让为一体,并具有慎独的自警意识。君子贵和尚中、善解能容的处世哲学,君子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等都在理想的君子人格中得以体现。因此,孔子的许多至理名言,在今天仍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用语,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等,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思想言语无不显示出君子人格的强大魅力,并引导一代代中国人把追求君子人格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之一。 尚贤文化曾经是中国传统吏制建设所推崇的一大传统,尚贤思想引导着一代代中国人对知识、能力与人才加以敬重。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开了尚贤文化的先河并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尚贤文化的核心是“赏贤使能”,就是尊崇和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如孔子的礼贤下士主张、荀子的赏贤使能思想等,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墨子对尚贤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梳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尚贤文化。墨子的尚贤思想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现象而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其目的是让普通民众中的贤良之士有机会参与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他认为,即使是一般农民和工匠,只要其具备一定的学识、才能和良好的品德,就应该得到举荐和任用,并给以相应的权力和足够的俸禄,让他去为国为民效力。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众贤则是“为政之要”、举贤是“为政之能”。一个国家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他说:“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在他看来,贤良之士是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学识能善辩的“智者”,是国家之“珍宝”,是社稷之“栋梁”。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要做到赏贤使能,就必须打破原有的尊卑贵贱、亲疏远近的等级界限,对有贤德之人“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其实,就墨子的尚贤思想来看,尽管其带有较为浓厚的理想色彩,但其主张对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人才选拔仍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耻感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他人评价和反应的文化。古代中国的“耻感文化”特别强调外在的他律,即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和评价。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或群体所肯定、钦佩、敬仰和遵从,他就会在内心油然产生荣誉之感;反之,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或群体所否定、埋怨、贬斥和鄙视,他就会情不自禁产生羞耻之心。正如孟子所说的君子三大乐事,其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这是耻感文化的典型表现。因此,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知耻”的重要性,并把“知耻”意识看作道德的基础,犹如孟子所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而《管子·牧民》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突出礼义廉耻的重要性,指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孟子则从个人品格修养的角度强调:“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清末的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可见,中国先贤不仅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就以自己的无限忠诚履行着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并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伟大实践中体现自己的爱国情操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前赴后继,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不懈奋斗,是我们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