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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分析：基于生活质量视角 李鹏 （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中国浙江 杭州 310058） 【论文摘要】：作为“民工荒”现象背后的行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其群体特征和就业行为显著异于传统农民工，而这些差异导致了区域间劳动力供给和转移的不确定性增加。本文尝试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生活质量（QOL）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做出探索，通过考察其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和效用最大化目标，以城市空间结构中最核心的内生变量-就业和居住指标建立模型，并通过测算2008年和2009 年中国100 座城市农民工的QOL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在城市差异化特征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流动行为。 【关键字】：新生代农民工 QOL 理论 择业流动 1、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地区，从1978 年到2005 年，农村劳动力务农比例从71%下降到45%，务工比例从24%上升到36%[1]。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的总量不断增加，流动广度和跨度不断扩大，流动形式和组织方式日益复杂，农民工就业形势也瞬息万变。随着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的复苏，新一轮的“用工荒”再次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区域出现，这一现象背后发出的信号是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正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结束已经慢慢到来[2]。理解劳动力市场冲击下的农民工择业流动规律，劳动力局部短缺的现实固然值得我们关注，但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劳动力供给主体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以超过总数60%1的比例正逐渐成为劳动大军中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农村新生劳动力量，年龄多在29 周岁（1980 年以后出生）以下16 周岁以上[3]。虽然称谓不统一，但代际差异导致农民工主体变化这一事实学术界已有较多关注，如王春光早在2002 年就从外出动因和行为选择两方面总结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4]。刘俊彦从多个维度对“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境遇及状况进行全方位梳理和描述[5]。张永丽等从流动特征和趋势方面研究了“新一代流动劳动力”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6]。而随着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的首次应用，政府和媒体的关注和认同使得这一概念以热门话题形式进入了公共视野。作为“民工荒”现象背后的行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认识的独特特征： 1、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们文化程度更高，很多人都是高中毕业；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也高，生活标准向城市居民看齐；职业期望值高，希望有更稳定的就业、合理的收入、较好的工作环境；工作耐受能力低，吃苦耐劳的人格特征较弱，排斥低收入和高强度的体力工作。 2、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不同的群体特征和阅历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是外界环境或各种因素的被动承受者，而是更多的根据自身预期或效用对差异化的城市或区域主观进行选择，即“用脚投票”选出自己愿意就业与居住的城市或区域，而放弃另一些城市或区域，当后者的劳动需求与供给间的缺口日益突出扩大时，区域性供求矛盾的“民工荒”就开始出现了。因此，要从深层次、本质上认识当前的“民工荒”，就需要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将他们的群体特征和就业行为结合城市的差异化特点综合考虑，才可能挖掘出该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预测出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可能趋势。而这些工作现有的研究未能很好的予以刻画。这不仅仅包括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无法刻画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和效用特征；还包括以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城市或区域差异不加考虑或进行同质化处理，而忽视了城市或区域间的特征属性上的巨大差异和农民工对城市间的主动选择，从而导致对“用脚投票”和局部区域劳动供需变化的“民工荒”问题难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将流动行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和客体-差异化的城市结合起来研究，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与居住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如何实现与城市的空间匹配，通过考察城市宜居水平的变化来分析判断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2、QOL 理论的应用 如何能够将流动行为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和客体——差异化的不同城市进行良好的刻画概括并纳入同一理论框架中系统分析讨论？基于此，笔者尝试应用国外应用城市经济学中解释不同城市或区域特征与人口流动关系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下文简称QOL）理论，在满足情景适用性后，将本研究中的主客体通过作用机制联系起来，构建模型对研究问题分析论证。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