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信.docVIP

北大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信 就招生改革方案征求意见 各位北大同仁、校友： 近日，其凤收到高松、文东茅等11位老师的来信，建议响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号召，进一步加大我校本科招生改革力度，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来信非常认真，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述。本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因此决定将该建议周知各位，听取意见，以求完善。请将您的意见发送招生办公室或我本人。 多谢您的支持！ 周其凤 2010年11月8日 北大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信 周校长： 我们是一群长期关注并不同程度参与招生工作的北京大学教师，怀着对北大的深厚感情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焦虑和期盼，向您和北大招生委员会写这封信。 我们都十分清楚，生源质量是决定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之一 ，高校招生录取的标准对基础教育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对整个教育系统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北京大学曾经在招生工作中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包括率先进行自主招生、大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等。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在选拔优秀学生、促进中学素质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局部改革措施所产生的作用有限，就整体上而言，目前我校实行的始终还是一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即只能依据高考分数做出录取与否的判断、并且被动地接受数量有限的高分考生的挑选，导致以高校主体质量需求为前提的主动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被动的根据分数划线后的“拉生”、“求生”活动，并由此埋下种种影响未来中学甚至大学素质教育的隐患。即使是在可以一定程度降分录取的“自主招生”和“校长实名推荐制”录取体制中，目前“分数线”也还是压倒性地超过面试成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与途径。多年来，学校的招生工作队伍为选拔合适生源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面对目前的高考模式和招生局面，他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困难，并且越来越受到唯一的分数线标准牵制而难以有所作为。 我们认为，高考作为一种长期实施、较成功和成熟的大规模考试，在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思维能力等方面，在对学生的智力、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进行分类分层区分上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不同区段的高考成绩确实可以作为不同高校招生的最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如果将其作为学校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以简单的一两分差别作为判断录取与否的硬性尺度，而不问学生的素质如何？专业理想如何？对于本校的热爱与否？这样的录取必然给以后的培养带来太多困难。显然“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是不符合我校人才选拔和创新型、引领型人才培养要求的，也难以全面体现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的整体要求。我们认为，至少在北大，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予以改革的时候了。 人的素质具有多样性，包括品德、意志、体质、情感、兴趣、志向、习惯等在内的诸多重要素质都是高考难以有效考查的，“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必然会引发中小学教育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内容，而忽视其他素质培养的倾向。长此以往，民族素质将不堪设想。凡高水平的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办学目标，也都会在招生方面突出其办学特色要求，而在“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高校无法根据自身需求选拔学生，面对少数虽然分数高但不一定适合本校培养的学生无法淘汰，面对略低几分的优秀农村考生也爱莫能助，自然难以突显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水平。更有甚者，在这种体制下，各高校为了所谓“社会声誉”和生源分数线排名，招生工作不是各取所需、量才录用，而是演变为一场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比分数线高低，甚至比奖学金数额的混战；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一纸高考分数条待价而沽，盲目追逐所谓热门专业，结果不仅会在招生工作中形成恶性循环的不良竞争，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人才培养的质量乃至社会风气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们对此十分忧虑。 北京大学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我校也明确提出了培养“各行各业引领型人才”的战略目标。学术科研、社会治理、实业经贸等不同行业对引领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不同；作为一所拥有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不同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招生要求也不尽相同。近十年来，北京大学在个性化、多样性人才培养体制和课程体系方面已经做出巨大努力并取得很大成效，这就使得实行个性化、多元化的学生选拔体制显得更加紧迫。 我们在教师岗位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明，尽管高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但在达到一定分数线区段水平之后，高考分数在进一步的人才筛选和区分方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在高考分数接近的学生群体中，综合素质，尤其是兴趣、抱负、专业使命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