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白鹿原学案.doc

再读《白鹿原》而感二三 ——兼怀陈忠实先生 吴旺林 2016年4月28日，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去世，我2000年前始读《白鹿原》，于今十余载，机缘所致，现在先生，与世长辞，痛定思痛之后，写下一些文字，以示纪念。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序曲预示不详。一个家族两代人为了对白鹿原的统治争斗不已，接下来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家仇国恨交错缠结……《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小说。而其中异彩纷呈的艺术魅力令人折服。它苍凉浑厚的历史意蕴，深厚的文化底蕴，错综复杂的人物，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无一不显示作者驾驭文字的老道。 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黄土塬上白鹿的传说，是美丽迷人的，带有几分神秘。白鹿各种美好事物的象征，白鹿位于关中，水深土厚，气候恶劣自古以来民风醇厚尚实，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理存在。家庭的纷争、家族的争斗、改朝换代的动荡一一上演 在《白鹿原》中，许多过去不曾被了解的、不让人知道的甚至有点神秘的东西终于被作家挖掘出来了。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等这群生长在白鹿原上的人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民族历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这些精心刻画的灵魂，无论是白嘉轩的“族长”形象，还是白孝文的“逆子”形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味，都是民间文化积淀的产物，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厚重”。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民间文化里积极的一面，也看到他们身上固有的劣根性。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民间里从来就是对立又并行出现的，即使是白嘉轩这个仁义的化身，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作家虽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几近完美的的民族道德，但还是以理智的态度审视了他固有的劣根性。作家用毫不讳避的笔直戳民族灵魂的核心，借以表达了他对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关切和批判。 如果说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那么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还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也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也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一) 《白鹿原》中的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这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文明禁忌。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产生一种威压与禁锢。小说虽然客观地展示出这一观念的文化意义,但实际上的民族秘史除依循于这一观念之外,现实状况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客观”的反讽。朱先生以《乡约》呈给白嘉轩,与鹿子霖带乡民诵读,期待一种稳定安宁的生存平衡。朱先生、徐先生及白嘉轩等这一善良愿望,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平衡是暂时的,这一文化环境中所固有的阶级矛盾,政治冲突并非能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所能避免的。阶级利益之间的争斗也非“能御童仆”的宽仁忍耐所能消弥的。白灵、鹿兆鹏等人的革命意愿也非应“能敬长上”所能放弃的。白嘉轩隐瞒动机,对朱先生不讲诚信,迁坟换地;鹿子霖霸占小娥,当许多有姿色女人子女的“干大”,似乎在嘲笑乡约的堂皇存在。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搏斗中更显出乡约的苍白与虚伪。宗法观念随封建制度的灭亡其稳定的作用也就愈来愈弱。不过,作者似乎有意推崇这种观念的趋善力量,或者是觉得宗法观念许多内涵有利于社会及个体人生。最后,让“土匪”黑蛋皈依于朱先生,文明起来。似乎宗法观念的教化力量,浸染人性的作用使阶级意识相形见绌。如何将阶级觉悟、革命意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人物塑造所面临的艰难问题。作者在此点上不算很成功,倒显出一种“拼凑的无奈。” 不仅国民党反动势力与“乡约”,宗法观念发生冲突,共产党革命力量也同样与其发生抵捂。愤怒的乡民砸碎刻有“乡约”的石碑以及后来的红卫兵小将掘开朱先生的墓穴,似乎是形式上的胜利,实际上反映出宗法观念与阶级观念的矛盾。革命进程中的非理性暴力因素、自我否定因素也就成为作者意图超越政治倾向的理由。 小说中描写性的文字颇多,可以看出近年来以性的角度审视社会人生的文学倾向对作者的影响。诚如孟繁华所言“:性,在这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