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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单位回避的缺失及其实现路径 王思鲁: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 引言 回避制度对保障司法权力纯洁性、争取公民信任和维护政权合法性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因而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基础性制度之一。我国在回避制度上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司法官（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的个人回避上，而并没有将司法机关作为回避对象纳入到回避制度当中。由于单位不属于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回避对象，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的结果遭到了质疑，易使人们产生司法不公的印象。本文逐以笔者亲办的两起案件为例，兼之相关的著名案例，试图说明单位回避在我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现实性与迫切性，然后在分析我国单位回避的现实情况后借鉴国内外的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我国实现单位回避的方式，以期为中国刑事司法的改革提供来自实务界的思想资源。 一、?????????以案说法——单位回避缺失的实例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三章规定了回避制度，回避对象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换言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一种个人回避。回避对象局限于个人，使得某些情况下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司法机关却有合法、适格的刑事案件管辖权，而当事人却无权要求该司法机关进行回避，从而无法保障案件结果的公正，削弱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下面简单列举两个笔者亲办的实际案例以说明单位回避缺失的确成为了刑事诉讼中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许某桂等涉嫌妨害作证罪、重婚罪案）：许某桂与妻子冼某英因离婚纠纷诉至法院，许某桂为了达到使妻子冼某英无法得到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虚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他人借款110余万的事实，伪造了相关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并指使相关人员向法庭作伪证。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在该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许某桂妨害作证的线索，遂致函四会市公安局建议立案侦查。函中提到：“鉴于其（指许某桂）行为严重妨碍我院的诉讼活动，影响极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的规定，构成妨害作证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现将有关资料移送贵局立案侦查。”四会市公安机关对许某妨害作证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后由四会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许某构成妨害作证罪。 该案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许某桂的妨碍作证行为妨碍的是四会市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因而四会市人民法院是许某桂妨碍作证行为的被害人；第二，四会市人民法院致函四会市公安局时指出许某桂已经构成妨害作证罪，说明四会市人民法院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前已然对行为进行了定性并做出了结论；第三，许某构成妨碍作证罪的结论是经四会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做出的；第四，四会市人民法院最终成为许某桂等涉嫌妨害作证罪、重婚罪案的一审法院。将这几个问题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四会市人民法院作为许某桂妨害作证行为的受害人对该案进行了审判，而且在该案立案前就已经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得出了构成妨害作证的结论，最后四会市人民法院也的确判决许某桂构成妨害作证罪。 那么我们不禁会对该案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四会市人民法院是许某妨害作证行为的受害人，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许某构成妨害作证罪向四会市公安进行控告，在此之后四会市人民法院再作为该案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是否妥当？被害人当了法官，恐怕只有上帝才能成为许某桂的辩护人了。 案例二（黄某兴等涉嫌故意杀人罪案）：肇庆市封开县某派出所所长梁某、副所长刘某等五名民警来到黄某兴家里，以其父黄某林涉嫌“敲诈勒索罪”为由，要求“传唤”黄某林到派出所，协助调查案件。其间双方发生争吵，进而发生肢体暴力冲突。冲突中派出所所长梁某受伤，后治疗无效死亡。后肇庆市封开县公安局负责本案的侦查工作，将黄某兴等人拘留并移送检察院申请逮捕。 此案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前因，但这些在本文中都可以略过不谈。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害人梁某是封开县公安局下辖某派出所所长，其于执行公务过程中受伤死亡，封开县公安局与受害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仍作为该案的侦查机关是否能够保证案件在侦查过程中被告人能够得到公正地对待，不被刻意地仇恨从而带来诉讼上的不利？ 依常理判断，四会市人民法院和封开县公安局作为案件的被害人和利害关系人，并不适宜主持到案件的审判与侦查。四会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已经将许某的行为定性为妨害作证罪，再让其充当该案的一审法院，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走过场的审判，结果在审判前甚至在立案前就已经决定了——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制度下，审判委员会已经做出的决定没有法官能够改变；就黄某故意杀人一案而言，被害人梁某是封开县公安局下属派出所的所长，封开县公安局作为该案的侦查机关，会让人产生其是否仇视被告人、是否在侦查过程中隐藏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等一系列疑问，难以让人信服。 这两个案例反映出，司法实务的部分案件中由于单位回避的缺失使得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司法机关能够合法地对案件进行管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