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立法、理论、实务若干问题.doc

民事立法、理论、实务若干问题 梁慧星 （ 2014年3月19日四川大学法学院） 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见面。这一次形式改了一下，改成对话式。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年纪大了，视力减退，要准备一个完整的讲稿难度大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现场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的民事立法进行了三十多年，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等，还制定了一些商事法律。这里我们只谈狭义的民事法律。在大家的学习、理解和适用当中有些什么问题，实务当中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在教学研究当中发现这些民事法律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包括在现实当中有什么新的案型，这些案型在法律当中没有规定，应当如何裁判等等。我们法学院的教学，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有最高法院的各种解释,还有裁判实务中的案例，老师们在教学当中如何处理，遇到什么问题。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采取对话式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我记得很早以前在川大法学院也采取过类似的方式，现场提问、讨论，由同学们提问我来回答，我回答的过程中同学们还可以和我讨论，可以互相交流，共同探讨。今天这个课也采取这种方式，两点半开始，中间不停，到5点钟吧，有的老师、同学有急事可以自由地悄悄进出。 我先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我自己也可能困扰着很多人，这个问题就是民事立法将怎么办？我国民事立法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现在民法典还要不要制定？我相信有的老师和同学在心里也有这样的问题。民法典的制定，从1979年开始起草，到1982年宣布暂停民法典起草、改为先制定单行法。现在单行法已经制定了那么多。中间还出现过2002年恢复民法典的起草，完成了一个民法典草案，在当年12月的常委会上进行了第一次审议，然后在媒体公布征求意见。到后来又改为制定单行法，这个过程很曲折，我在这里不细说。 现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全国人大换届以后，在2012年的全国民法研究会的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一个同志讲到：我们现在的立法任务是修改继承法，上面要求2012年年底要拿出草案。到了2013年的9月，同样是在民法研究会的年会上，同样是法工委的这个同志，就没有再讲继承法的问题了，只是报告了消法的修改，特别是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各种民事单行法都已经有了，有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还有必要制定民法典吗？！是用一个反问句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一下子让民法学界非常震惊，民法典难道就不要了？！ 后来在北京大学著名的民法学者魏振瀛先生80大寿的祝贺会上，魏振瀛先生的弟子和民法学界的许多人物都在场，也有立法机关的代表。魏振瀛教授在最后致辞的时候呼吁说：中国一定要制定民法典！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讲。结果是全场竟然没有任何反响，没有任何呼应，全场一片寂静。法工委的同志在会上也没有吭气，会后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吭气。我当时和郭明瑞等教授坐在一起，就悄悄议论：民法典难道就不要了？现在就先讲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民事立法到底要往哪里走？还要不要制定中国民法典？ 会后我自己心里也放不下，就和法工委的原副主任王胜明同志联系，现在他已经调出法工委担任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了。从他个人来说，他的地位是提高了，但是他离开了法工委，法工委懂民法的人就更少了。我和他联系，能不能和他以及上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同志见一面。胡康生同志从起草民法通则开始就在法工委工作，先后担任民法室主任、法工委副主任、法工委主任，后来担任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侵权法》制定的时候他是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年龄和我一样，因此这一次换届他也就退休了。见面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问民法典到底还要不要这个问题，我也把法工委那位同志说的“还有制定民法典的必要吗？”这句话告诉了他们。见面的时候，胡康生同志就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法工委那个同志的讲话不能代表立法机关。不过，他没有具体说究竟立法机关的立法计划是怎么样的。当时我想，既然胡康生同志说这样的意见不能代表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当然是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我们立法机关原来的计划是什么？ 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每一届全国人大换届，常委会和法律委员会当然也要换届。法律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法律委员的职责是负责审议法律案，每一个法律草案必须经法律委员会进行审议修改，然后由法律委员会作出决定建议委员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全国人大大会审议表决。可以说每一部法律的条文全部都是由法律委员会审议定稿的。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胡康生是主任委员，我是委员。在换届之前的一次法律委员会开会期间，胡康生同志、王胜明同志和我，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碰头，商议下一步民事立法怎么走。胡康生同志提出的方案是，先修改继承法，修改了继承法以后，再修改婚姻法和收养法，通过修改把婚姻法和收养法整合成一部法律，叫婚姻家庭法。因为继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