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传播辨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化.docVIP

邵培仁、姚锦云：《传播辨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36卷总第209期，第96-111页。 传播辨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 邵培仁　姚锦云*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 摘 要：传播具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符号能否指代意义、意义能否共享，这是符号学传统；二是交流如何进行，交流障碍能否解决，这是哲学和伦理学传统。中国先秦思想家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带有强烈的辩证色彩，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前者表现为“名实”和“言意”之辩，后者表现为“是非”与“辩讷”之争，肇始于《老子》，发展于《庄子》，经各学派争论，《荀子》集大成。学术寻根意在理论建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古代传播思想看成一个整体，提炼核心概念和命题，重新组成具有逻辑关联的命题系统，从而建构“传播辨证论”。 关键词：先秦；古代传播；传播思想；传播理论；辩证 传播学的确很年轻，传播的问题却很古老。“当代令人困惑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最古老的哲理问题，是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1]（P.6、7）。传播（communication）具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符号能否指代意义、意义能否共享，这是传播的前提；二是交流如何进行，交流障碍能否解决，这是传播的最终目的。前者是符号学传统，后者是哲学和伦理学传统，它们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贯穿于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各个时期。 对中国来说，这两大问题同样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传播思想蕴含于哲学、文学著作中。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发展出了独特的辩证思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2]（P.337）因而中国古代的传播思想也带有强烈的辩证色彩。先秦作为中国哲学的童年时代，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深远影响了后世。首先，符号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是以“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体现的。先秦时代，《老子》最早辩证地论述了名与实、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庄子》进一步对言意关系进行责难，其他各学派也各有论证，《荀子》则集先秦符号辨证论之大成。其次，交流如何进行、交流障碍如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表现为“是非”与“辩讷”之争，《老子》提出“大辩若讷”；《墨子》则主张辩论，与《老子》完全相反；《庄子》第一次系统而辩证地论述了“是非”与“辩讷”问题，提出了“成心”导致儒墨“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因而交流无法进行；而《荀子》则提出“解蔽”，全面回答了无法交流的原因和实现交流的途径。先秦的这些辩证传播思想，始终有一条主线一以贯之，可称之为“传播辨证论”。 一、 传播辩证论的《老子》开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名实”之辩的核心问题，是“名”能否指“实”；“言意”之辩的核心问题，是“言”能否尽“意”。两者实质上均指向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老子》第一次辩证地论述了符号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并奠定了中国古代辩证传播思想的基调。《老子》开篇五十九个字，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传播“论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下文引用只保留篇名）” 这篇传播辨证论的精彩之作，融合了《老子》辩证法的精髓。《老子》第六十五章以玄德为例，将矛盾的发展分为“深，远-反-大顺”三个阶段：“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矛盾持续深化和不断扩大（深矣，远矣），当矛盾深化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由量变导致质变，而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此时矛盾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其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呈现出与第一阶段截然相反的趋势（与物反矣）。……‘反’，是指以对立转化为形式的回归返本运动，‘反’者，‘返’也，然而这是一种升华的‘返’，并非简单地回到原来的起点。随着‘返本’过程的结束，矛盾的对立双方再次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相互转化，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新的统合，这一重新统合后的第三阶段，被老子称之为‘大顺’”，“大顺”是指“矛盾循环发展的更高阶段”[3]（P.192、193）。但是，“大顺”也不是矛盾发展的终极阶段，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老子》的开篇，便是用辩证的思维，来论述“名”“言”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以及人对“名”“言”的态度。《老子》首先肯定了“名”“言”有其积极作用，认为“道可道”，“名可名”。接着又指出了“反”的一面，认为“名”“言”有其局限。一方面，“道可道，非常道”。“道”就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源，渺小的人类是无法用语言来完整表述的。“道”这个东西，不明不暗，无形无象，来无影去无踪：“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