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重思想的维度.docVIP

重建思想的维度 作者? 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30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但这种自我意识几乎完全被消耗在make money（赚钱）的狂潮之中。与此相应的是，当代中国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思想维度，即独立地、批判性地、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维度。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实际情形比我们这里说出来的更严峻。历史和事实都表明，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据说，二战后，德国人连废墟还没有清理干净，就开始重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了。在今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痛苦的过程中，重建思想的维度难道不正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吗？ 浮躁的心态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的话，大概没有比“浮躁”这个词更合适的了。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的小说《浮躁》说出了这个时代的症候。作为普遍性的精神状态，浮躁的出现和蔓延并不是偶然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沉重而厚实的国门缓慢地打开了，当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种传媒展现在中国人的眼前时，中国人处于巨大的“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之中。记得当时中国的一位老人在参观西洋画展时，竟然晕倒在一幅裸体画前。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落差催生了中国人的浮躁的心态。不同的人思考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即如何利用手中和周边的资源，使自己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暴富！这种普遍浮躁的心态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限于讲座的题旨，我在这里重点考察当代中国人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浮躁心态。显然，这种浮躁的心态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在这里主要列举以下三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我称之为“修辞学的转向”（rhetorical turn）。所谓“修辞学的转向”是指人们从对精神生活本身的重视转向对表达精神生活的语言修辞方式的重视。比如，全国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急剧膨胀，学术期刊的装帧也变得越来越漂亮，学术论著和译著的范围和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大，学术奖励的名目也越来越繁多。然而，学术上的整体水平却在不断地下滑，抄袭、剽窃和造假之风越演越烈，真正原创性的论著和达到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标准的译著越来越少。有良知的学者抱怨世风日下，有责任心的出版者感慨“无错不成书”。尽管人们对学术腐败的现象也有所披露，但无论是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机构，还是大部分从事思想学术研究的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并应顺这种修辞学的转向。试问，哪所大学不为自己发表的论文总数超过其他大学而欣喜若狂呢？哪位学者不在介绍自己的材料上赫然写着出版著作的数量和发表论文的数量呢？事实上，修辞学的转向本身就蕴含着对数量的崇拜，同时也蕴含着对质量的漠视。 当然，修辞学的转向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大众传媒上，经常可以见到如下的表述方式，如“零的突破”、“超常规的发展”、“世界一流”等，简直称得上是“修辞学上的革命”(rhetorical revolution)了。总之，在以修辞学的转向为特征的时代中，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了。人们热衷于改变描述世界的语言，使它变得越来越华丽，然而，遗憾的是，世界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它依然故我，与华丽的修辞顽强地对峙着。 第二种现象我称之为“让《思想者》去思考”。这里所说的“思想者”是指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思想者》：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男子托着下巴陷入沉思。我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人们把《思想者》的图片到处张贴，不少学术刊物把“他”印制在封一、封二上，也有不少报纸的栏目以“他”为图标，更有不少学者自诩为“思考的一代”。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像《思想者》一样勤于思考。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思考责任让渡给《思想者》：“让《思想者》去思考，我们可以解脱了。”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搬用《思想者》的图片，目的并不是唤醒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进行独立的思考，而是为了推诿自己思考的责任。他们只是想造成一种人人都在思考的假象，但实际上并不愿意做任何艰苦的思考。换言之，他们要的不是思考，而是“好像在思考”这种外观。可怜的《思想者》呀，“他”怎么也不明白，人们崇拜“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不再思考！ 让我们看看现实生活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哪里还能放平一张书桌；哪里还有人坐在“冷板凳”上，孜孜不倦地思考着、探索着真理？人们热衷于使用的是“资源”、“成本”、“投入”、“回扣”、“收益”、“交易”、“价位”这类话语，他们的理性已经萎缩为计算理性，而计算理性只从事两类思维活动：一是计算，即凡事不问真假，只问“投入”和“产出”；二是“算计”，即不择手段地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算计到自己这里来。商厦里的服务员是如此准确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