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doc

论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 钟祥财 【专题名称】经济史 【专 题 号】F7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05年03期第96～104页 【作者简介】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 “与民争利”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术语之一，它从出现之日起，就受到历代思想家的质疑和批评。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宫府凭借特权攫取民间经济行为主体的市场收益，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自然规则，因而是不道德的，其后果是加剧贫富差别，引起社会动乱；其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事务，固然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官员个人的敛财，但这种政策扭曲了市场的功能，压抑了民间经济行为主体——他们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理性培育，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益，所以是不可持续的，其表现是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正确评价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不仅可以为今天的市场取向改革提供文化依据，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意识到在现阶段转变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的紧迫性。 【日 期】收稿日期：2004-09-15 【关 键 词】与民争利/政府干预/历史影响/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092;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5)03-0096-09 和“重农抑商”、“崇俭禁奢”等传统观念一样，“与民争利”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术语之一，但和大多数被奉为圭臬的经济教条不同，它从出现之日起，就受到历代思想家的质疑和批评。本文拟对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作一梳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并给出简要的历史评价。 　　一、思潮演进的基本脉络 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形成于西汉，但它的酝酿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所谓“与民争利”，顾名思义，就是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争夺物质利益的行经。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层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后就已存在，而它的不合理性也早为世人所揭示。周厉王（公元前877～前841年在位）时，大夫芮良夫对朝廷将要任用荣夷一事提出批评，因为荣夷是个“好专利”的人。在芮良夫看来，“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注：《国语·周语上》。）。这里所说的“专利”，可能是指对自然资源的独占，也可能是指垄断工商之利（注：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战国时的孟轲是第二个论及这一议题的人。他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询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注：《孟子·梁惠王上》。）他没有说士庶人言利对不对，只是断言统治者如果也和其他人一样追求物质利益，就会发生危害国家的财富争夺。而从孟轲主张“制民之产”的思想倾向来看，他对普通民众的经济求利行为并不是否定的。 西汉的司马迁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在这里，“之”代表从事经济活动的民间行为主体，与之争，就是国家在经济领域与普通民众争夺物质利益。这段话不仅构成了“与民争利”一词的直接来源，而且给出了历代思想家对这种行为的基本价值判断。 董仲舒可能是最早运用这一术语的人。他在阐明治理社会贫富悬殊弊端的对策时十分强调制度的约束作用，并把不与民争利业作为限制受禄者敛财的举措之一（另一举措是限田）。董仲舒认为：任何个人或阶层只能获得一种合法的收入，他以自然界的现象为例，指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之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则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注：《汉书·董仲舒传》。）所谓“已受大，又取小”，是指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人，他们不满足已有的收入，往往“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使财富急速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在他们的侵夺下，“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注：《汉书·董仲舒传》。）。由于“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进而危及社会稳定，所以董仲舒明确主张：“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注：《汉书·董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