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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论法治与分权 ——政治哲学的历史遗产解读之一 作者：华炳啸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9-10-17 本站发布时间：2009-10-17 8:44:49 阅读量：377次 ??? 具有了人民民主的国家理念，却不等于就能使人民民主国家得到实体实现。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是前车之鉴。目前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这些夭折的“人民民主国家”之所以夭折，是由于实行人治与集权，也即排斥了法治与分权的治理模式。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人治与集权政治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与现实轨迹，笔者在《社会主义新制度革命势在必行》等文中已经做了一定的解析研究。历史实践证明，从人治与集权出发，只能与“人民民主”南辕北辙。那么，在一个以“人民民主”为国家理念的新国家里，人民民主何以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在追溯政治哲学遗产的过程中首先汲取法治与分权的学理营养。 “政治哲学”这个概念是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席卷政治学界之后才形成的，用以表述传统的具有浓厚道德和价值色彩的、注重演绎推理和逻辑验证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之与主张价值中立、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定量分析、经验实证研究等的政治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相区分。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演变主要经历了古典的理想主义时期（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中世纪的神学主义时期（以托马斯·阿奎那、胡克等为代表）、近代的现实主义时期（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为代表）、现代理性主义时期（以斯宾诺莎、哈林顿、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科学主义时期（主要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反理性主义时期（主要受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以尼采、福柯等为代表）和当代的新理性主义时期（以施特劳斯、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为代表）。 第一节 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德性、利益、权利与法治 在古典的理想主义时期，柏拉图设计出了一种由哲学王统治的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的最优的“德治”理想国和实行法治与有限民主的次优的“法治”理想国，但由于“圣人”一样的“哲学王”治理实在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柏拉图最终不得不承认只有次优的“法治”理想国是现实可行的。而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则把实现人类最高的善作为最优政体的标准，推崇民主和法治，把法治与善法、民主与善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在中世纪的神学主义时期，“国王服从法律”的理念扎根在罗马教士的心中，并在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中逐渐成为教会限制王权的武器，而法律作为唯一“正义统治”的形式正是上帝意志的反映。甚至在教士的呼吁和压力下，一些开明的统治者被迫承认法律“是由人民的一致通过而制定出的、高于国王之上的制度”[1]。阿奎那则引用罗马皇帝的话指出：“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2]但阿奎那也不得不承认，在实然的层面上看，强制君主服从法律是困难的，“法律至上”仅仅在应然的层面上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英国基督教神学家胡克（1553—1600）启动了法治思想从神性向理性的回归，值得注意的是，他所维护的不再是教会的独立，而是教会对国家的服从（也即信仰对于世俗政权的服从），并实际上推动了法治的世俗化进程。在他看来，法律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是因为法律与上帝存在着渊源关系，而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是理性和公意的体现。服从理性就必须服从法律，而服从法律也就是遵从公意。胡克认为：“未经公众赞同制定的法律就不是法律。因此，不论哪一种人类的法律都是基于同意才有效的。”[3]在他看来，法律和政府的形式来自于公意的创设和认可，而其合法性就在于人们的“同意”，也正是因为这种“同意”，所以人们才具有了服从法律的义务。胡克指出，在人治社会里，“统治者凭他的智慧和自由裁量来支配一切”，这种“受一个人的意志的支配，成为一切人的痛苦的原因”[4]，而实行法治就是解除这些痛苦的唯一途径。他认为，法律的统治应当“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情况作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而这种“我们称之为共同福利的法律，它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这国家的各个部分有法律赋予生命，使它团结，并促使它根据公共福利的要求而有所行动”[5]。由此，胡克奠定了近代法治主义的基础。 在近代的现实主义时期，共和主义思想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彻底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传统，用“实际如何”的问题替代了“应该如何”的问题，霍布斯（1588—1679）步其后尘，用自然因果关联的机械论替代了道德伦理的目的论，他们奠定了以“利益—权力—权利”为基础的近代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同时也使得政治成为一种“科学”。马基雅维利指出：“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