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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讲 训诂简史 了解训诂学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训诂学、振兴训诂学。训诂学历史源远流长，这里只作简要分析。 一、先秦朝代——训诂萌芽期 （一）训诂的产生 我国训诂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萌芽。当时我国正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文化蒸蒸日上，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地发展。但由于诸侯割据，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加以今语和古语的不同，人们阅读古典文献，往往不容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来为他们解释古今的异语和各地的方言，训诂就应运而生了。明代古音学家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言里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古今南北之异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分歧差异，这就需要人们去“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在先秦时期，这种工作是口头的，零散的，不系统的，个别的训释材料也散见于文献正文中，如《孟子·梁惠王下》：“畜君者，好君也。”《逸周书·谥法》：“和，会也；勤，劳也。”《庄子·让王》：“无财谓之贫。”还有一些训诂材料保存在解经性质的“传”“记”或“说”“解”之中，如《春秋》“三传”、《周易》“传”、《韩非子》“内外储说”、《管子》五“解”等，可见，训诂工作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并形成一定的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训诂尚未尚未独立和系统化，它属于训诂的萌芽时期，它因思想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由语言的分化与文字的演变所引起。 （二）训诂的形式与意义 先秦训诂有如下一些形式：Ｐ202 第一，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某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呢？）Ｐ202 第二，语文作者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哲理或政治主张。比如《左传》宣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以显示夸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的字形是从止从戈，说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武”。这里讲字形自然不是出于训诂学的目的，而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文》“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故止戈为武。”于省武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以武器也。”按《说文》引用“止戈为武”的说法，但不一定就是正确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 第三，同义词和解释古书字义。比如《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看不见的叫“夷”。听不见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因为“夷”“希”“微”是哲学上的术语，一般人不了解，便加以辨析说明。这固然不是出于训诂的目的，但与训诂相接近。Ｐ203 以上种种，尽管目的不同，作用是相通的，都是从语言文字上给人以某种解释，训诂的实质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尽管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毕竟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训诂学最先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只有训诂学是最适应社会需要的，所以训诂学首先萌芽了，到了战国末期，训诂已经由萌芽逐步发展了。 二、两汉时期——训诂兴盛期 真正的以解释文献语言为目的而进行系统的训诂工作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训诂家和训诂专著，这是训诂学的兴盛期。 （一）兴盛的原因 汉初，为了愈合长期战争的创伤，维护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恢复和繁荣文化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于是学者们开始搜集秦火流传下来的文献古籍。当时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比较大，古文、籀文已成为古董，篆文也渐被简化了的隶书所替代。加以去古渐远，古音古义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需要注解才行，这就势必产生了训诂的要求。而且当时发明了纸，书写工具毛笔也在使用中不断地完善，这无疑也促进了训诂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经学空前昌盛。特别是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更是大大促进了训诂的发展。“今文经”就是用汉隶写成的儒家经典，多数靠口耳相传，不拘字词本身，而好发微言大义，治经重实用而轻学术，虽然也用“传”“说”“解”等书名，但实际上只是“为我所用”的义理推阐，很少有语言文字上的真正训诂。 真正的语言文字训诂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由古文经学推动的。“古文经”就是用先秦六国古文书写的而且在汉代逐渐被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如鲁恭王毁孔子宅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古文经中多古字古语，要明经义，必须先通晓文字，所以古文经学更偏重于识字考词，并且自觉地与传统的“小学”相结合，相互为用，使训诂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与今文经学相抗衡，让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而列入学官，古文经学家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语言文字和训诂注释研究工作，出现了一大批系统的训诂专著，从而使汉代的训诂工作空前兴盛。 （二）兴盛的表现 １、出现了一大批训诂家。著名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