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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哲学基础 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作为一种真实有效的政治现象和活动，其职能有相应的法定根据和权威表述。但是，从现有官方文件和学术研究的状况来看，相应的根据和表述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种是“自我宣称”，即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及有效性。一种是“实践证明”，即从经验主义或工具主义角度、用历史形成或符合中国国情等客观根据和现实来说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这两种论证方式都有重要价值。中国多党合作既需要在理论上通过“自我宣称”确立起来，也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安排获得支持。中国多党合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需要内在的关联。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这种关联体现为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哲学基础。目前，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缺少相对独立或专门的理论支持。这使讨论、探究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哲学基础成为必要。一是能够论证我国政党制度的政治特性、政治导向、体系结构，为我国政党制度体系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提供根据。二是能够摆脱西方政党理论的话语霸权，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理论。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讲，如果中国多党合作是合理的和合道义的，那么其政治哲学的应然性至少需要包括、说明3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提供3个方面的理论支撑。它们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逻辑起点、道义结构、功能方式。这3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中国多党合作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党政治的创制 　　逻辑起点指理论的起始范畴。如果偏离了这个范畴，中国多党合作理论就会失去意义。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正是以这种新型政党政治哲学为前提的。现行政治学的政党概念根本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特性。现行相关理论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解是不清楚的甚至是带有否定倾向的。中国多党合作的逻辑起点即政党政治的创制，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哲学基础的一个主要内容。当然，政党政治创制的内容包含很多，但主要是对政党的概念及其实际含义的创新。政党政治的逻辑起点包括两个互为表里的层面：一个是什么叫政党，另一个是什么叫政党的合作制度。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权都是由政党来执掌的。所以，认为政党是执政工具或手段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对此，熊彼特明确指出：政党并不像古典理论，比如德蒙·伯克所说的那样，是根据全体党员都同意的某个原则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群体，而是“其成员打算一致行动以便在竞选斗争中取得政权的团体”[1]。在中国，近期的政治学理论认为政党是与政权直接相关的组织，只是更强调其对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以及在政权方面的“谋取、巩固或参与执掌政权等多种运作形式”[2]。由于政党为了执政又有着不同的利益代表，政党政治必须由若干政党构成。因此，从性质上讲，“政党”只能是复数，既表示政治的竞争，又表示政治的分享。对此，萨托利就指出：“一党制下的政党无论如何都不是部分，而复数的政党则是。”[3] 　　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中国的政党制度就需要说明如下理论问题：如果中国是一党制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如果不是一党制，那么民主党派为什么不能执政。对于支持中国政党政治创制的逻辑起点应该这样来理解：以体系的形式解决政党的单复数问题，并以政治分享来解决民主党派作为政党应该具有的执政资格问题。这种政治分享是排他的，得以分享政权的政党就是参政党。参政党既区别于中国共产党，也区别于法定政党之外的其他政治组织。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不同政党之间的各种合作都是明显的事实。比如，选举过程中某些政党的相互支持或联合，以及多个政党共同组阁等。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有过两次重要而且是法定形式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的实质是工具理性的随机选择。这些合作本身既没有独立的政治位置，也全无制度保障。联合组阁并非出于合作愿望，而是由于任一政党的票数不够。也就是说，合作与否是由各参与政党之外的法律决定的。一旦共同目标达到了，合作不仅难以继续，而且立刻转为竞争。即使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各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相互攻击也是政党政治的常态。尽管中国没有搞西方式民主，但是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关系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 　　可见，在政党政治中，政党竞争不是必须存在的，并非只有西方的多党制才有政党政治。与政党的体系形式相一致，中国政党政治的创新在于制度本身的合作性质。中国的多党合作产生和拓展了政党政治创制的内容。 　　二、道义结构：政权的内生性和一体化 　　无论从概念还是实际情况来讲，中国政党的政治特性与其他国家所有现行的政党都不一样。中国多党合作的逻辑起点源于中共的创造，实现了观念、概念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