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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发展：建筑文化独具使命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提出了新形势下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战略及思路。肩负中国建筑文化传承使命并非仅仅如此，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化，其中熔铸建筑的批评之魂是学术界、媒体界应着力改进的。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提出了新形势下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战略及思路。但几个月来，我发现在呈现的文化发展状况中尚存不全面乃至曲解之处，主要表现在：多元文化的中国，文化发展及策划上更多地集中在文艺演出上，在不少省市的文化创意策略中竟用文艺等同文化；某些大中城市提出口号，要当好文化改革的排头兵，要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但纵观其战略至少未将城市设计融入其中；在中国现有几大城市举办的设计节上，具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建筑设计很少涉入，甚至有些地方竟错误地认为这又将给中国带来一个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高峰，“假古董”建设又有苗头，以致圆明园复建讨论又提上议程……面对如此城市文化建设上的新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站在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整体层面去解读建筑文化与创意设计的地位与作为，不如此中国建筑设计与文化建设就将失去自信和话语权。由纪念梁思成110周年学术活动获得的启示2011年12月8日~9日在“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论坛暨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第17届年会”上，众多专家结合中国建筑文化的世界地位、建筑文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及观点。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以“20世纪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为题发表论述，在论及国内外关注20世纪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后，特别强调了在国家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更有当代建筑文化意义。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在发言中引用了列宁的话“纪念伟大节日，应注意尚未完成的任务上”。他列举了当前在城镇化建设上文化及历史信息遭破坏的现实，严肃地批评了国内部分城市要复建“古董”的作法，指出要从本质上理解“六中全会”的内涵，全面恢复已成历史遗迹的项目及违反《文物保护法》的种种建设行为，同样是“国耻纪念地”就不该再有“保护性破坏”行为，因为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更重要，这些都是“六中全会”给国人留下的精神，不可曲解。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孙大章研究员认为，纪念梁思成就要学习他的精神。梁思成作为优秀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建筑文化观始终围绕社会、普惠公众，所以在理解中国文化大发展时要有高度，要自觉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与文化现象融合在一起，不可错误及低层次地理解为“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局面就是文艺大发展”。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朱光亚教授在发言中说，中国文化历史上早已切入营造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的奠基者朱启钤先生及其1929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从一开始即包含着广博的人文类文化视野，它既关注有形的物质遗产，亦不舍弃无形的文化遗产；既立足于国家的遗产保护，又将这遗产纳入到中国文化与文化复兴的种种实践中。在2011年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路下，重审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从高处着眼、从细致入手的，开放而又缜密的研究路线和方略，对于当今开展有目的、专业化的文化建设同样意义深远。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中国建筑文化要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源于城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来自于城市文化与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传承、发展东方之路的需求。因此，由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获得的文化启示正如两院院士吴良镛所言：“梁思成先生早在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时就强调建筑文化，并不止一次地表达中国文化建设的企盼。他本人不仅是旧文化的批判继承者，也是新文化探索的积极推动者。”所以，温故会知新，迎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不可能脱离建筑文化。同样，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更不能没有建筑学人的伟大抱负及其作品、思想的东方意韵。为什么中国文化大发展体系中建筑文化独具魅力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蒙先生在《北京的文化与记忆》一文中说“文化、文史都是一个积累和记忆的过程，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文中，他列举的大量北京城的记忆都有城市变迁问题，都有胡同及四合院作为背景。在这个文史记忆中，建筑的载体作用十分明显。现如今，各类城市文化展涌现，但那些斑驳影像中的文化建筑显影尤其令人关注，任何再崇高的文化理念，也要落实到城市现象、城市生活中。其中，具有本土文化的建筑令人难以忘怀，建筑在这里几乎成为检验城市文化的标志。当下，很难设想一个城市、街区、社区的文化建设优与劣，可以抛开建筑文化不提。中国传统建筑的毁灭与消失虽是旧话重提，但应再提及。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虽有些传统优秀建筑已纳入抢救和保护名录，但城镇化的推土机仍在荡涤着它们。这里不仅有自然损坏及灾害损毁，还有维修过度乃至翻新错误，更有地产开发拆毁、城中村改造拆毁、城市建设破坏拆毁等情况，突出地表现了城市管理者缺少文化自觉及文化保护意识。据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