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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儿女英雄传》看战争年代女性的择偶标准 《新儿女英雄传》作为一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感应着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但当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远去，人们对它的记忆也多成为历史众多风景中的一道远景，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也是贬斥居多，甚至很多人认为它完全是政治运作的产物，主流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膨胀限制了作品的内涵与深蕴，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政策和观念的解说演绎。然而一部小说不可能完全被政治话语所钳制，小说中杨小梅，牛大水，张金龙的婚姻纠葛无疑是一种隐藏于政治话语之下的平凡叙事，本文试从杨小梅在面对牛大水，张金龙两个截然不同的男性时的婚姻选择中浅析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作品中的爱情婚姻叙事。 中国女性择偶标准的出现不是偶然性因素，有着深厚的自然和社会基础，一方面，它是人自然属性本能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人自然属性关系的反应。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有着一个起伏不定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我国女性的择偶观受时代的影响很大，社会上推从什么样的人，广大女性往往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盲从的意识很严重，自我意识严重缺乏。 从母系氏族社会解体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地位江河日下，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中的主宰地位和自由的身份，绝大多数女性像祥林嫂一样身受着“父权，神权，夫权，族权”四重的压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酷的折磨和摧残，在这个漫长的阶段中，中国的婚姻文化历来是以男性为本位，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庸，甚至可以说男性是“主人”而女性则是“奴仆”。也就是说，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在择偶上根本没有自由权。 及至五四运动爆发，西风东渐，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开始追求个性解放，逃脱婚姻家庭的牢笼，在择偶方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一个爆发，然而那也只是限于少数的知识分子女性而言，广大的农村妇女仍旧生活在包办婚姻的体制下，直至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出现了男女半边天的现象，女性择偶有了自主性，而在这之前的战争年代，情况则又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包办婚姻，另一方面部分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踏上革命征程的女性则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在择偶方面有了自我意识。《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杨小梅正是这样一个女性。 从文本看来，杨小梅和张金龙结婚之前和牛大水是互有好感的，牛大水心里想的是“小梅真不错，要是娶她做媳妇，我这一辈子可就心满意足啦。”小梅心里盘算的是“大水可真不错呀！好小伙子，老实巴结的，挺和善，能找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庄家人，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小梅此时的择偶标准也只是找个知冷知热的庄稼人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对将来的结婚对象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然而那个时候的婚姻不自主阻断了她的希望，包办婚姻把她送入了张金龙的家庭，随后婚姻家庭法生活的不幸又迫使小梅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又改变了她的个人命运和情感生活，在民族抗战的洗礼中，杨小梅从一个弱女子成长为革命干部，并顺理成章的和同样经过艰难困苦成为革命干部的牛大水结为夫妻。 在杨小梅的婚姻生活中，离开张金龙，选择牛大水，表面看起来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则隐藏着那个特殊的年代女性择偶标准的悄然变迁。在很多对这部作品贬斥的评价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杨小梅爱上的并不是牛大水本人，而是牛大水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爱的是牛大水的政治选择，进而得出结论这部作品只是对政策观念的图解，对人性深处的潜在的复杂的情感思绪缺少挖掘，因而作品整体价值不大。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杨小梅最终选择牛大水却不能简单看成只是选择了主流话语，选择了党的道路，选择了政治方向，诚然作品对于杨小梅和张金龙之间的情感断裂描写的过于简单，没有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但是杨小梅的选择则代表了战争年代女性的普遍的择偶观，下面试做一下简单分析。 首先，张金龙和牛大水，作为杨小梅前后的两任丈夫，在作品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不论是在个人的情感上还是在政治立场上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张金龙作为一个游手好闲之辈，其自由散漫的农民作风和痞子风气使他不能见容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严明的纪律，另外张金龙有着乡村里传统中国男人的恶习，看不起女人，把女人看成自己的附属物与操持家务和生孩子的工具，对老婆任意打骂，随意呵斥，又兼有油嘴滑舌，花言巧语，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是处，然而张金龙也自有他的优点，他枪法好，这是作品中多次提到的，由于以前干过土匪流氓，所以相应的锻炼出了该有的硬件素质：身强素质过硬，有点小聪明，又有一手的好枪法，思维敏捷，身手矫健，正所谓“有两下子”，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后共产党们的数次围剿中总是让他得以逃脱，直到作品的最后才惨死在牛大水的手中。 至于牛大水，好像是无数个通过革命过程中的学习和锻炼逐渐成长为革命领导干部的普通农村青年之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