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李玉琢我的公司政治观.docVIP

李玉琢：我的公司政治观 文·李玉琢 按：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在《源泉》一书里，塑造了一个内心异常强大的人物：建筑师霍华德·洛克。他极度张扬青年志气和自我价值的作为感染了众多美国民众。事实上，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独立个体的珍贵。 然而，这种独立与个性在中国是稀缺的，尤其是在谈到恍若泥潭的“公司政治”时，自我价值与个性更像一种必然要避讳的缺陷。一本《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让李玉琢成为所谓的“揭秘公司政治第一人”。就是这样一个在争议中前行的经理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离开中科院后，先后出任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的高管，敏于行，忠于事，有着不菲的成就，却最终都以离职告终。 “至刚易折，上善若水”，人们总免不了慨叹，如果能在公司政治中多一点妥协和顺变，少一点个性和本真，也许李玉琢早就有了唐骏一般的声名。既然为“稻粱谋”，又何谈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 但李玉琢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选择，在崇尚太极平衡的中国，它因为稀缺而更显珍贵。柳传志和李玉琢是一代人，同样在中年时下海，却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两种人生轨迹，昭示了两种人生作为：一个是忍辱负重的企业家，为了更高远更深沉的目标，有些妥协，有些手段，只要保有他的那份“底色”(李玉琢语)，自然无损其伟大；一个是快意人生的管理者，为了更绚烂的人生，有些委屈，有些舍弃，也在所不惜。 “无力改变公司政治时的离去，与我做人的原则有关。人在这个地球上只走一次，是否应该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意义的权力斗争中去？我不能，绝不。”对待公司政治，可以有各种价值观，而李玉琢说出了他自己的。 理想的公司生态环境首先必须有良好的工作氛围。刚进利德华福时，有人对我说：“李总，你不知道，别看我们利德华福人少，其实有很多山头派系。”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就说：“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能各自山头有各自的利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绝不能互相拆台，如果非得有派不可，只有一个，就是李玉琢派。” 公司政治与价值观 我认为组织在认识上必须一致。我曾经给有的高管发短信要求其辞职，大意是：“你的追求和公司的追求不一致，以你的观念和思想，无法成为大家的榜样。”当一个企业的公司政治非常复杂时，我如果不是主导者，就会选择离开。四通后来权力斗争异常激烈，是我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问：“李玉琢，当初你说过，如果四通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结果你倒提前离开了，为什么？”我的回答是：“现在的四通已经不是当年的四通了！”加入四通时，它有理想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当它们发生变化时，我努力促使其不往负的方向转变。比如后来公司里一度提倡“打工文化”，我当时就站出来反对这种提法。我认为，最初大家集中在一个旗帜下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事业，做成中国的IBM，这才奋不顾身、不计代价、废寝忘食、忘我投入，而当四通积累到一定程度，却要大家树立打工意识，无形中就有人成了老板。 当年我分别向万润南和段永基提议做电脑业务，他们都拒绝了。不过，让我痛心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更重要的是四通已经很少有人把精力放在办企业、做产品上了。它如夕阳西下，不可能再现往日的辉煌了，而我把最好的一段青春年华(39~47岁)完全献给了它。因此这种失望痛彻心腑，离开深通公司(四通子公司)时，我当着全体人员的面，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想离开四通时当众嚎啕大哭的应该没有第二人了。 当主管一个企业时，无论有多少派系，我一定会去消除，让他们转到统一的目标上来。在利德华福，总工程师曾向我挑战，要组织干部签名，向董事长反映，说我的做法在毁灭企业，请我离开。我当时就说：“不用组织签名了，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如果他用我，你只有两条路：一是按我说的做，因为我办过企业，并且成功过，你没办过企业，不知道企业怎么回事；二就是离开。”我一打电话，老板说：“企业全权由你负责。”我说：“现在怎么办？”总工程师于是只能说：“我离开。” 无力改变公司政治时的离去与我做人的原则有关。生命短暂，特别是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浪费了10年青春的人，生命尤其宝贵。我常想，人在这个地球上只走一次，是否应该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意义的权力斗争中去？我不能，绝不。有希望时，必须解决这一切，无法改变时，一定不能无休无止地纠缠其中。实践证明，每次新的企业都给了我新的空间做新的事情。有的人虽然明知自己不喜欢所在的环境，却因为残存的一点利益耗在那里，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绝不这样。我宁可把每一段精彩串起来组成人生的精彩，也不愿意曾经精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为了一点利益守在那里一直到死。 我对很多员工说：“如果工作有不顺心的地方，千万不要采取那样一种态度：‘我就不给他好好干，泡也泡死他’。”这是错误的，要勇敢地提出建议。也许有人会说，这和中国传统的“戒急用忍”哲学相违背，但“忍”是有限度的，非根本性、非原则性、非有损人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