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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历史上离婚制度的发展，其主要经历了一个由设置严格的条件限制甚至不准离婚到离婚条件逐渐放宽，同时由强制规定准许离婚与否到逐渐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过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离婚不仅是夫妻双方的感情问题，而且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自1950年婚姻法始至1980年婚姻法再至2001年婚姻法正式公布并施行，离婚制度都是重中之重，且对民众的生活、婚姻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外在表现就是离婚率的直线上升。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对1980年婚姻法修订的大讨论，引发了婚姻观念的大讨论，其中关于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也即法定标准是我国婚姻法学界争议最多、最广泛的课题之一。从50年代的过错离婚主义的判案标准到80年代后的无过错破裂主义的离婚标准，现代社会对离婚越来越给予了宽容的态度，离婚成为当事人摆脱陷于婚姻困境的一种手段。但统观我国新《婚姻法》对离婚条件的规定，总的来讲，其较前并未形成历史性的突破。严格地说，仅仅是对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完善，社会生活实践的客观要求和学术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并未能在立法上得到充分体现。[1] 笔者力图对纷繁的现实进行为我所用的裁剪与抽象，试图从法定离婚标准在实践中的效果及缺陷着手，着重探讨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离婚标准，以期能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一、离婚标准概述 离婚诉讼的标的重心在于是否解除婚姻关系，而能否解除婚姻关系的关键在于能否符合法定判决离婚标准。 （一）离婚标准的概念及功能 法定离婚标准，也叫判决离婚的法定原因或理由，是指离婚诉讼中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规范性标准，是法官审理离婚案件时据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和判决予以援用的依据，具有适用于一切离婚条件的普遍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判决离婚法定理由在离婚诉讼中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是要解除婚姻关系，而婚姻关系能否解除取决于是否符合判决离婚法定理由。即是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据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构成所有离婚判决都必须予以援用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法定标准是引发离婚诉讼的整合性的理由，是涵盖各种复杂多样的离婚纠纷中具体表象的统一的综合概括性标准。[2]在婚姻当事人方面，是当事人据以提起离婚诉讼 ，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依据和理由 ，是构成举证、质证和认证的焦点 ，它贯穿于全部的活动 ，并决定诉讼的最后。任何一个国家有关判决离婚理由的法律规定都是离婚制度中的最根本性内容，它反映着该国家、民族有关离婚的指导思想，亦是其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反映。 （二）离婚标准的界定模式 根据法定离婚理由的的表述方式，可将离婚标准归类为列举主义、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三种。 所谓列举主义是指法律将离婚的法定理由具体明确地加以规定，法律未加规定的原因不能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 所谓概括主义，就是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的理由，只作抽象概括性规定，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依据。这些抽象概括性规定，一般是以婚姻破裂无可挽回或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等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如美国的加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制定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第302条规定：“法庭确认婚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应当判决离婚。”这种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主要从婚姻的实际出发，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裁判。但这种立法方式使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有一定的难度，在掌握标准时可能有不尽一致的随意性。[3] 所谓例示主义就是法律除明确列举了一定的法定离婚理由之外，又以一个抽象的、伸缩性的条款加以规定，以此弥补列举理由之不足。这种立法方式与列举主义相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日本民法在列举的四条离婚的法定理由之外，又有一个弹性规定，即“有其他难以继续婚姻关系的重大事由时，法院也可以判决准予离婚”。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关于离婚理由的规定采取的便是例示主义。 二、我国离婚标准的历史演进 离婚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结婚制度一样，同属于婚姻立法的范畴。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受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并且受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从一夫一妻制产生起，离婚制度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综观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离婚制度，离婚立法由严格走向宽松，由宗教走向世俗。其发展过程可大致概括为：由禁止离婚主义到许可离婚主义；由专权离婚主义到平权离婚主义；由有责离婚主义到无责离婚主义；由限制离婚主义到自由离婚主义。在历史长河中，离婚立法以许可离婚主义为普遍，以禁止离婚主义为例外，禁止离婚主义只是反映了离婚制度演变过程中局部地区的阶段性的特点。[4]个体婚制从其产生至今均以许可离婚主义为其主流，只是许可的程序和范围不同而已。 （一）我国古代的离婚标准 我国从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经历了几千年之久，有关离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