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卢 投稿：严嵕嵖.docVIP

制度经济学卢 投稿：严嵕嵖 ——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上） 卢周来 (2008年9月20日)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得失，不能不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在2002年指出的：“在整个九十年代，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实际上，一些国内著名经济学研究机构，也都在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分析框架。比如，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己任。而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也是制度经济学最重要分支之一。 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中国经济学界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从1990年代后期始，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对此，盛洪先生解释认为)，是由于“金融资源和学术机制”。 我分析认为，中国新制度经济学仍然基本借袭了现代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早期资源，但新制度经济学早期资源已被证明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并已被超越，而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及时跟进，这是导致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行之弗远的最大障碍。 我主要以诺斯的研究理路的转变作为例证，辅之以科斯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在论述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时，仅涉及一些流行观点。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进程 诺斯在与戴维斯合作的《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1971)以及与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两书中，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与资本积聚等)其实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国家发展起一套正式而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才是真正导致欧洲以及美国崛起的最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制度决定论”。 早期“制度决定论”仍然建立在新古典框架之内。正如Rutherford(1995)所指出的，诺斯早期思想是企图将制度纳入新古典框架之中。隐含的模型是制度衍生于个人的最优化决策，并对个人所面临的一套相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条件下，庄园制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是，随着人口和贸易的增长，“为降低交易费用，该制度最终牵涉到一套工资、地租或契约分享制度”。正因为制度的变化是由于追求最大化结果而对相对价格变化产生的反应，所以，在诺斯与托马斯看来，“制度总是有效率的”。 诺斯本人发现“制度有效论”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即使是在欧洲一些地方，也没有能够出现有效率的制度，“而这种特例不能嵌入该理论框架之中”(North，1990);更为困难的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成功的国家总是少数”。这表明，“在新古典框架之内，要想说明长期不良经济绩效是不可能的”。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2)一书中，诺斯就“抛弃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制度总是有效的，并且试图对无效规则的长期存在做出解释”(North，1997)。由于当初他就将一些欧洲国家不成功的制度归结为“统治者短期财政需要”，当然，更受当时科斯与施蒂格勒等把分析组织的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所影响，诺斯开始把制度分析的视角调整到对组织的分析。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重点从统治者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了财产权的演变，并得出结论认为，“统治者考虑对权势利益集团的需要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往往导致低效率财产权的形式”，以此“解释了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低效率财产权的广泛存在”。 也正是由这本书开始，诺斯认为，要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性，“必须发展起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型，以便对制度的基本源泉加以解释。”为着此目的，诺斯甚至在1983年选择离开他工作了33年的华盛顿大学而到了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按诺斯(1997)给出的说法，他这种选择是因为前者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玛格丽特·列维(Levi)之外，“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同事可谓凤毛麟角”，而在后者那里，“有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当时正试图建立政治经济学新模型。”诺斯还说，“此次变动工作地点相当明智。我在那里创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并且一直是一个有创造性的研究中心。”就这样，诺斯开始了新制度经济学第一个转向：向新政治经济学靠拢。按诺斯本人的说法，“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完全投入到发展出一套分析长期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工作中。” 新制度经济学向新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产生了诸多激动人心的成果。比如，诺斯本人关于“政府悖论”以及关于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观点，为我们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分岔现象提供了一个远未穷尽的深远的视角;此外，公共选择理论尤其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旦引入组织内部交易成本的框架，其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