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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宪政思想史略 第三章 第三章 中世纪的宪政思想 引 言 一提到中世纪，大都会使人联想西欧的“黑暗时代”。然而，中世纪从未有过一个较为严密的表述。囿于本书的主题，不妨在这里鉴取西方法律史家约翰·凯利的做法，即“宽泛意涵上的中世纪时期是指从西罗马帝国结束到以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为标志的现代欧洲兴起这样的一个时间间隔，大约有1000年。” 在如此宽泛的历史区间去描述变动的宪政思想的时代背景，按照相对显著的文化和政治特征把中世纪切割成三个时段而予以把握其主要的背景性轮廓，无疑是可行而简易的方式。 中世纪前期（至1100年）：这一时期，在罗马帝国分裂的基础上，主要有两大事件彰显其时代的特性。一是基督教从罗马帝国的非法地位渐次成长为西欧社会的神圣力量。作为渊源于而又不同于（信仰极端的律法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犹太教的基督教（结合神性与人性而崇尚“人生神圣”的普渡主义），直到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才被罗马帝国承认为不受迫害的合法宗教之一，尔后被尊崇为国教。国教地位的确立，使教会在罗马境内快速地“连锁式”发展，甚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基督教已在意识形态、组织以及管理等方面为霸居后帝国时代的权势真空作好了准备，亦衍生出“教会自由”以及“国家是一种恶”的法律政治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的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基督教易名曰东正教）与西罗马帝国（基督教或名曰天主教）境内，基督教的地位与政治作为有着天壤之别。“蛮族建立的君主体制脆弱而又原始，不仅缺乏古代法治的声望与自信，亦无能力行使复杂的官僚体系。另一面，则罗马城在西方享有卓越的声望和权威，竟使得西方教会能够在罗马大主教的领导下，达臻集中一致的行动。这一切无不涉及到原有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平衡关系的彻底改变。拜占庭帝国具有中央集权达到顶点的政府，教会组织却显得脆弱而松散；而罗马教会较为集权，相对而言世俗政权则显得脆弱而松散。这样，西方社会便能够按照基督教的二元社会发展自己，不必虑及国家的干预。” 二是日尔曼诸部落联盟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众多的封建化王国。其中，以法兰克王国最为强大而持久，它甚至在查理统治时期一度控制着现代的法兰西、比利时、荷兰、西德、瑞士、奥地利以及大部分意大利的版图。查理大帝去世之后，法兰克王国于公元843年裂变为三王国，即法兰西、德意志与意大利，而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936—973）受到教皇加冕并永续“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之虚名。至10世纪左右，西欧各国的政治疆域与封建的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并继续彰显着粗朴的日尔曼宪政传统，即国王的权力受制于强有力的部落意见且不得逾越先祖的律令。根据伯尔曼的看法，“封建主义”这一术语在18世纪才被发明出来。在那之前主要指称“封建法”即领主——封臣关系和依附性土地占有权相联系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在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这些领主——封臣关系和土地占有权在其中曾得以存在的整个社会秩序，第一次被称为封建社会；其中在军事采邑制在11世纪发展出“采邑的可继承性”以及封臣可以“撤回忠诚”惯例化以降，双务性、互惠性的契约概念才与领主——封臣关系联系起来，成为西欧政治、社会、法律发展中的基点之一 。 中世纪中期（1100—1350年）：相对于战乱频仍的前期，这一时期可算是稳定阶段；而“教皇革命”与城市商业共和国的兴起共同彰显着稳定时代的特性。教皇革命是指在教皇与国王关于谁有资格任命主教的“授权冲突”中，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通过革命性的《教皇敕令》，在使教会脱离了自罗马帝国晚期以降一直由世俗政权控制的同时，也有效地宣示了“神授君权”的主张，以此为契机，在西欧建立起一个以选举方式产生的以教皇为中心的“教政合一”的庞大帝国。这一革命的成功，在总体上持久地影响着欧洲在政治、宗教、经济、法律、文化、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基本特性和面貌。 另一件事是随着人口增加和贸易发展，在以意大利等地兴起的像威尼斯等商业共和国的带动下，西欧社会逐渐走上城市化的道路。与日趋发达的经贸与教会地方化相一致，“中世纪中期最富特征性的现象是行会组织，它是由同一手工业或商业的从业人员组成的，有的是为了促进共同利益，有的是为了福利和共同的宗教信仰，还有的完全是为了交际目的。行会是中世纪的人倾向于置身合作框架的体现，也对欧洲政治思想的演进具有历史意义，行会是自治的，其官员来自于内部选拔，从而，在一般民众层面上，它是‘上升’统治论（即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论点——引者）的生动体现。行会是13、14世纪的新学说可以寻求支持的亲切而现实的历史背景。” 迎合商业经济的成长要求，君主们代表的民族国家不仅已凸显雏形，更重要的是表达市场经济法律要求的罗马法“复兴”势所必然，而在各怀动机的教皇和国王支持下创办的西欧大学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