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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协动性影响分析
对经济协动性影响分析
; 1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对外开放度的增加,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美国财长保尔森甚至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又成了危机中“新的牵引”。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也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受到巨大的冲击,最低的GDP跌幅达到3.8%。虽然各国的经济波动有内生的周期,并不是由外部冲击直接带来的,但世界经济波动会改变周期内上升与下降各阶段持续时间的配比[1-2]。在全球经济调整和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思考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经济波动协动性(BusinessCycleCo-move-ments)指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存在高度的相关性,通常是以两国或各国之间实际经济活动的相关性来表示,相关系数越大,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或同步(Synchronization)程度越高。随着贸易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将日益显现。国际贸易占中国GDP的1/3,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国际贸易下降26%,但经济总量最终保持了8%的增幅,贸易对经济危机的传导作用并没有预想的大。那么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同性的其他决定因素是什么?各种因素相互关联,需要在联立方程的框架下分析。因此,本文在该框架下,考虑中国与39个主要贸易国经济波动协动性的关系并找出决定因素,得到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利率、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经济协动性有正的作用,但是否是亚洲国家有负的作用。且在现有研究中,贸易密度的作用可能被高估,而产业结构相似度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可能被低估。; 2经济协动性机理分析; 世界经济协动性产生来源有:(1)牵引力效应(LocomotiveEffect),在全球具有经济“牵引”能力的经济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发生的技术或生产率冲击,通过贸易或国际资本流动向其他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传递。(2)共同冲击(Commonshocks),共同的世界经济冲击,如油价、技术进步等引起世界异质经济体周期的协动性。(3)“锁模”假说(Model-LockingHy-pothesis),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振荡子,具有大致相同的波动频率,一国经济波动可以通过比较微弱的非线性耦合与他国经济锁定到一个固定的(或零)相位差的频率,从而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贸易组成、进口收入弹性、出口乘数、汇率、政策等的变化都能创造世界经济波动。不同经济波动来源也不尽相同,例如2008年以来金融主要是牵引力效应,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迅速传递给世界其他国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来源于共同冲击,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迅速蔓延到经济结构类似奉行出口导向的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而锁模效应的存在加快了牵引力和共同冲击效应的传递,放大了世界经济对一国的冲击。经济波动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国际货物市场(贸易)和国际资本市场(投资)[3]。贸易一体化增强,特定国家的生产率冲击(正)—本国消费/投资繁荣—进口需求增加—贸易国经济提高,但贸易会导致专业化,当冲击为特定产业冲击时,外国不存在该产业,特定冲击不会传导到国外。当存在中间品部门、产业内贸易,特定产业冲击(正)会带来中间品和产业内产品进口需求增加,贸易国经济提高,实证显示中间品和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贸易一体化带来国际经济协动性增加。另外,当两国贸易增加时,需要两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步,政策的同步也会带来经济关联度增加。金融一体化增强,生产率负的冲击—资本贬值—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升—国际资本边际回报率改变—资本重新配置。但是资本的调整成本(投资摩擦)、本国偏好、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分散投资)缓冲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减少了经济周期的协动性[4],生产率差异阻碍了不同国家不同部门投资的负面的协动性,金融一体化一国经济波动对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作用不确定。经济周期的演变特征由主导产业的发展变化决定[5],经济体不断演进过程中,结构类似的国家往往面临着潜在的共同冲击。Kose和Yi(2006)认为在控制TFP(全要素生产力)协动性、与第三国贸易密度的条件下,贸易是两国经济同步的主要渠道。只考虑贸易渠道,能解释大国波动对小国在投资、产出、工作时间上的短期影响,但不能解释两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及长期趋势;只考虑国际金融市场渠道,大国波动对小国在产出、就业影响会被低估,只有同时考虑国际货物、资本市场及产业结构特征才能解释经济体之间的协动性。在“锁模”假说下,世界经济的协动性可能起源于某国单方面经济因素的变动,不同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各种因素影响大小更像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目前研究大多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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