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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本李世民传记 黄约瑟：读三本李世民传记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但是过去并未十分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他的第一本传记，是由英国学者撰写的［1］。至七十年代末，中外出版了近十本有关李世民的传记，然多为普及读物，在取材上相当倚赖《资治通鉴》，故对李世民的看法亦多与传统史家大同小异。 　　这个局面近年来有所改变，不但论文数目大量增加，更有专门论文集出版。最令人注目的是三本唐太宗的个人传记：袁英光、王界云的《唐太宗传》，赵克尧、许道勋的同名著和胡如雷的《李世民传》。三书初版近三十万部，又有再版，可见唐太宗深受专家及大众关注。下面粗略地试谈读了三本书后的印象及从中得到的体会和启发。 　　 　　一 　　从严格的学术体例上来看，三书有些地方无疑可以做得更好，如：古籍版本欠奉及引用今人论著或学术观点不注明出处等毛病，三书时有出现。可幸的是这些瑕疵不足以掩盖三本新著的可敢之处。三书均以一般读者为主要对象，但作者无不力求内容的学术性。过去被忽略了的一些史料以至评论，均成为参考对象。在单行本篇幅较长的有利条件下，三书各自综合论述了以李世民为中心的唐初历史，使读者能够对唐太宗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袁、王著及胡著，分别在书末附有唐太宗的大事简表。赵、许著更有“历史上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评价与讨论”，介绍了从古到今各种不同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特别令历史工作者感到方便，是值得仿效和鼓励的尝拭。袁、王著和赵、许著的照片及后者所收地图，亦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和较易了解古代战役的实况。由于体裁的关系，三书脉络大致相近。各书均由李世民的家世及少年时代开始，再通过隋亡唐立间的内战，描画出他的军事才能。分析过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后，继而详尽地阐述李世民登基后的内外措施，最后以他晚年服丹暴亡为结束。在李世民生平特别是前半生比较具体的事件上，各家意见异常接近。例如李唐政权的建立，三书均以为是李渊父子合谋结果，不能单归功于李世民，直接、间接地否定了《资治通鉴》的说法。李世民在隋末唐初的军功，也为各家一致肯定。有关玄武门之变，三书亦大致上同意这是统治者内部的争权，没有论及参与者的社会阶层或出身、地理背景的差别。三书亦颇为详尽地讨论了贞观初期一连串重建经济的措施，没有采取“让步政策”或“反攻倒算”一类以执政者必然与人民为敌作前提的解释，而主张当时的方略是以民为本、抚民以静，这是过去不多见的提法。 　　各作者对李世民后半生经历的认识上分歧较多，处理手法亦不同。例如在废太子一事上，袁、王著以为反映了关陇集团和关东寒族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其余二书则主张双方阵营主要由重臣父老对抗功臣子弟。在对外政策方面，袁、王著认为唐太宗可贵处，在于战争后能及时处理民族间矛盾；赵、许著指出唐太宗推行和亲、团结、德化措施背后，同时有压迫、利用、不信任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成份；胡著同样肯定李世民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却以为其中含有分化、挑拨的手段。在宗教政策问题上，胡著轻轻带过，只谓唐太宗对佛教的迷信思想持否定态度；赵、许著以为太宗对佛教先尊后抑，对道教则崇道尊祖，但晚年出现变化；袁、王著没有把神仙方术与道教分开，而用外崇内鄙来概括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从太宗对灾异鬼神的鄙视推引出他轻视道教的结论。 　　三书一个看似微小却值得注意的差异，无疑是对贞观之治的评价。这个历史名词在各作者笔下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袁、王著全书未提及；赵、许著中由许氏整理的第六章及附录中均替这词加上引号，但赵氏执笔的第十四章却未用引号；许氏主要用此词来概括贞观年间的经济成就，胡著则把贞观之治作为全书七章中一章的标题，里面包含七小节，分别触及唐太宗的用人、执法、求谏、识史、好文、非祥瑞、轻赋税各方面，但未包括胡氏颇有批评的对外政策，也未及唐朝初年的政治改革和措施，观乎胡氏笔法，贞观之治当是唐太宗最可取的地方。正如赵、许著在附录中指出的，在唐代，贞观之治一词并未流行。同词在范祖禹的《唐鉴》曾出现，在成为后人注《贞观政要》时的常用语后，开始变质。贞观之治与其他“x x之治”是否近代教育家为方便弘扬中国历史的光荣面而创造的一组褒词，有待深究。三书未借此机会，探讨一下贞观之治这个历史名词的源起与涵义以及是否用法得当，实在有点可惜。回顾检讨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代表性的历史用语的出现和发展，在脱离旧日的观念窠臼、建立新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有必然的需要和意义。 　　尽管三书对唐太宗评价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给读者的印象却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内容虽然比过去著作大为充实，在个别地方亦不乏新见解，但结论并不完全陌生或新鲜，起码在文字上如此：“唐太宗的主要方面是肯定的，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对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开明言行至今不失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当我们肯定唐太宗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不可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