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史与诗.doc

演讲者简介：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课题为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批评、中国电影文化。著有《中国电影批评史》、《影视批评学》等。正文：今天讲“电影中的史与诗”。这个讲座是我此前在北大团委学术实践部讲座的一个延续，在此之前我讲了“电影中的爱与死”。我是力图通过对电影进行哲学的和文化的解读，改变大家对于电影的传统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往往认为电影是很简单的，是不值得一提的。我的讲述将要涉及一系列的史诗或者说诗史性的影片，比如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黑泽明的《乱》、贝尔托卢奇的《末代皇帝》，以及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等等这样一些影片，部分的影片我们还将播放片断。在讲座过程中，我们首先就要涉及史与诗的问题。我个人以为，在当下的社会境遇中，历史已经在以一种诗的方式展开。由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及历史表达的诗化形式，诗与史之间已经在进行各种对话；与此同时，诗也开始拥有一种史的面向，在这样一个诗歌解体的时代，诗意采取了影像式的栖居方式。诗与史作为电影的一种境界和电影大师的追寻，贯穿着世界电影史，也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话题。跟“爱与死”一样，“史与诗”也是人类叙事文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是人类精神和文化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说，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就在进行着诗史的建构。在中国，大家众所周知的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是史，但同时呢，我们说也是诗。当然，这个“诗”是一种泛化的诗学观念，它是人类表达或者说人类精神的一种深度追寻。另外，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史”的存在，杜诗经常被我们称为“诗史”，杜甫也因此成为“诗圣”。司马迁的“史中诗”和杜甫的“诗中史”也意味着我们的叙事文化或者说我们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早有诗史合流的传统。在主要以《红楼梦》、《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当中，这种将历史诗化或者说以小说的手段写作历史的方式，这种史诗和诗史的建构，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于史与诗的理解。对于世界精神和文化追寻来说，《荷马史诗》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到了后来，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都在史中追寻一种诗的蕴涵，或者说用诗的方式来把握历史。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历史学家及其重要历史著作，例如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托马斯·卡莱尔的《论历史》和《英雄与英雄崇拜》等，是可以将其看成一部又一部忧患于整个人类的诉说，或者看成一部又一部用诗性的语言展开的诗史的。总之，在人类的精神史和文化史上，在人类所创造的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自始至终都能看到一种诗史合流的倾向。说到电影，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或者说作为一种传播媒体，电影当然也是一种对史与诗有着极度追寻的有意味的形式。在历史片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电影作者当然主要是电影导演对历史的一种诗意的把握。在这里，我们所谈到的历史片，是一种开放的历史片概念，包括经典意义上的历史事件片、战争片、人物传记片，甚至古装片、武侠片等等。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战争，当前也处在战争之中。昨天发生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是如此。战争已经成为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内容。战争片当然是历史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传记片也是可以看成历史片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传记往往是历史上成功人士的一个评传，它自然跟历史有关；在中国，古装片和武侠片实际上也基本诉诸历史。古装片不用说，我们的任何一部古装片也有朝代的划分；武侠片更是如此，武侠片依托的大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历史背景。所以，从历史片、战争片、传记片、古装片和武侠片里面，我们总能够找到电影在寻求着一种历史的诗意表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诗人传记片，也有对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深入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一种新的历史观念，比如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还有描述19世纪诗人韩波和魏尔伦之间爱情关系的《全蚀狂爱》，在影片里，两人是同性恋者。这两部诗人传记影片，应该说对于整个历史、整个时代尤其人类精神的把握都非常大气。总之，我们从历史片和诗人传记片当中，都能够发现：电影作者们总是在寻求一种史与诗的融合。这就像我们曾经讲到的“爱与死”一样，对“史与诗”的探索也是电影进行深度探索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电影大师们所倾心关注的内容。 我们一再提到，研究电影中的“史与诗”，是为了从哲学和文学的命题进入电影来把握电影存在的深度模式。当然，我们看电影，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娱乐。电影本质上可能也就是一种白日梦的营造。但是我相信，也有相当不少的电影包括像《大话西游》这样“大俗”的电影，它内涵的深处应该还是有深度可以去追寻的。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个人以为，我们需要对电影进行深度探索。事实上，电影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再是电影人，甚至不仅仅是文化人探索的一个对象。它是整个人类精神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