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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杭州为例浅析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以杭州为例浅析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怀着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对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冲破户籍制度的束缚，不顾流动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早在，中国流动人口总数就达亿，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上。自以来，浙江省流动人口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已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二位。截至6月，全省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1670余万人，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3。杭州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275万人，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2%，流动人口数居浙江省第三位。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较低的主要表现 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大规模流动人口都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无法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成为候鸟式的“迁徙人”。 1、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 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是衡量整个社会整合和群体融合的重要标志，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才能说他们比较顺利融入了流入地社会。尽管流动人口中的相当部分长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已经成为流入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当地主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流动人口看来，流入地社会依然是“外在的”和“他们的”，而并不认为是“我们的”。据调查，有些在杭州工作生活了5年甚至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当问及他们对流入地社会的看法时，相当多的人说自己与当地人交往甚少、很少参与当地社区的组织和活动，认为自己并不是当地社会的真正成员，只不过是暂时寄居而已。①可以说，在流动人口中有这种漂泊感受和心态的人十分普遍，而这种漂泊感和心态正是缺乏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 2、二元社区现象普遍 所谓二元社区，即指在同一社区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的状态，构成所谓“二元”。②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社区，这种二元分割不仅是空间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在杭州很多社区，大量集聚的流动人口虽然与本地户籍人口同居一地，但他们相互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社会互动也甚少，工作职业、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隔离十分明显。 3、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主要表现为：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摩擦性冲突和矛盾屡见不鲜。例如：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刁难等经常引发双方争吵、甚至打架斗殴；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因日常生活中、买卖交易中的琐事或小纠纷而发生矛盾。另外，还有些流动人口因受到种种挫折或“相对剥夺感”产生对流入地居民的不满而引发矛盾。 劳资关系紧张。据调查，杭州市有%的外来务工人员没能按劳动法与单位签订合法的用工合同，%的人不能按时或足额拿到工资，%的人月收入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人没有接受过单位提供的职业技术培训，%的人加班没有补贴，%的人没有双休日，%的妇女没有产假、产期工资，%的人没有工伤补偿、工伤保险，更不要说享受住房以及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了。③当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得到保护时，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就会以“不合法对付不合法”，采取以对抗方式讨回公道的非正常方式，导致许多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杭州市劳动争议案件从1999年的764件上升到的1921件，6年间上升了151%。仅上半年，杭州市劳动部门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013件，涉及劳动者2641人，同比分别增长%和%。④12月10日，杭州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出动监察人员327人次，检查用人单位3657家，涉及职工人数万人。其中，处理拖欠工资案件197件，涉及职工4788人，清欠工资万余元。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来自浙江省有关部门的调研分析指出：近年来，浙江省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流动人口作案已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员的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0%以上，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⑥应该说，流动人口犯罪率高是流动人口没有成功融入流入地社会的一种反映。 二、制约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 经济市场化改革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而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则构成了人口流动的直接推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成为人口流动的直接拉力，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残存限制了人口的永久性迁移。因此，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制约因素与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具体来讲，主要制约因素有： 1、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 以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