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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原则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一2行政... 生存原则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一 ① 也许正是有这种思想基础，所以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看到，双方，甚至更多是苏联一方还是保持了某种克制，而使一度十分紧张的形势趋缓。如果换一种思维，是持一种简单的“我们什么也不怕”，甚至“我们死了一半，还有一半”的思维，则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 尝试阐明一种生命原则 从以上陈述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论点是：有的很基本的道德原则不一定被人们清晰地意识到，甚至“道德”之名还被人们加以批判和否定，但它还是被人们未加反省，甚至是不假思索地作为自己隐涵的行为指导和前提。它总是会透过种种“利益”或观念的“冲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尤其是如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国家之间的道德和个人之间的道德有一个很大的分断。所以，在人们以为自己不能或没有顾及和考虑道德——那实际只是指个人的高尚道德——的时候，却还是在以某种核心的、同时也是更普遍的道德原则行事——当然，这常常是在很边缘、很极端的情况下。 当然，首先要弄清是怎样的道德原则才能够这样起作用，要弄清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才具有这种相关性。这一定只是那种很基本的道德原则，在我看来，也就是生存原则。我们说，生存原则，乃至包括具有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会不自觉地在许多人的心底，通过一种根深蒂固的良知或者恻隐之心发挥作用。 但是，这种未加反省甚至未曾意识到的道德是否足够应付我们时代的危机，或者稳定可靠呢？是否还有必要对道德原则给予清晰的阐明和强调？罗尔斯、沃尔泽等学者曾经以杜鲁门等政治家在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时并没有多少犹豫和焦虑不安为例说明，如果我们在平时，在和平时期不注意反复申明这些原则，使之成为有力的底线约束，人们在战争时期就可能因一种“军事上的必要性”而变得无所顾忌，且在战时也本来就是情况紧迫，无暇考虑这些。但是，正如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言，人们在战时要考虑以后还要回到和平时期，这样就还是应当尽力遵守某些处理人们日常相互关系的一般和正常的道德法则。而人们在和平时期，也仍然有可能碰到容易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突发暴力事件，面对急需马上付诸行动的决策，在这样的时候，人的心里有没有一些明确的道德格准还是会很不一样的。如果完全沉溺在一种功利化的实用主义思维之中，沉溺在只是自己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计算之中，道德在心中完全缺席，就很有可能做出一种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来。如果只是凭印象发言的普通人这样做也许尚可谅解，学者和政治家也都这样做则甚可忧可惧。所以，我们下面不妨尝试根据近代以来社会和思想的发展，概括出一种具有明确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 ①在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三个主要社会契约论者那里，可以容易地发现一个作为社会伦理原则的系列：“生命——自由——平等”。而保存生命无疑是最优先和最基本的原则。人们只有首先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其他。生存是压倒一切的。职是之故，这一原则在霍布斯那里不仅是主要和优先的，而且几乎是惟一的。在其他许多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那里则还容有向其他原则开放的可能，但生命原则总是最优先的。 作为一个价值原则阐述时，如果仅从人的角度看，②生命原则的涵义包含有：第一，生命是人类最优先和最基本的价值，是其他一切人类价值的前提，或者说“生生大德”、“生比死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谈到生存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原则来对待时已略加说明，应该说这是生命原则最基本也最具普遍性的内容。第二，生命是本身宝贵，即是本身作为目的的宝贵，而不只是作为手段的宝贵。这一点，康德在他有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个绝对命令中阐述得最为有力。这一区分应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也有的观点认为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但只是作为一种生产力或战斗力的宝贵，即只是作为手段、材 ① 作为有明确道德意义的、自我意识到的原则，我将其称之为“生命原则”(life principle)，以区别于不自觉地、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动机起作用的“生存原则”（survive principle）。对这一原则的内容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阐述，以下的阐述只是试图同时兼顾原则之核心和时代之特色的一种可能的阐述。 ② 在现在的生态伦理学中，有许多学者强调人的行为决策必须把包括动物、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都考虑进来。详见笔者主编的《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料的宝贵。第三，我们由此也可引申出：既然生命是作为目的的、自在自为的宝贵，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样值得珍视，都同等宝贵，或至少是：任何生命都应当作为生命来看待，任何人也都应当作为人来看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