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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特区思想变迁的论文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探索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一时期的探索虽然正确与错误皆有，成功与曲折交织，却为后来的“重新探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期。也是我们党在中断十多年后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我们党的“重新探索”实际上有两个起点：一是以支持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二是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对于选择“重新探索”的这两个起点的艰难和重要意义，相比较而言，应该说我们对农村改革这个起点的体会和认识是比较到位的。其实另一个起点即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也是非常艰难的，其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像邓小平这样一生经历了戎马生涯、“三落三起”的老一辈革命家，却用“杀出一条血路来”比喻建立经济特区，其难度、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对“重新探索”的两个起点的认识轨迹是不一样的。对于农村改革大家看到，同样是那么多的地，同样是那么多的人，种的同样是庄稼。但是，用不到五年时间就解决了几十年未能解决的我国农村的温饱问题。邓小平赞叹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对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认识。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流传的关于经济特区的“警句”至今难以忘记。比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它都变了”。面对国内外种种议论，于是就有了邓小平1984年的经济特区之行。他走一路、讲一路。并且在同年的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l月29日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9日为厦门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事非经过不知难。关于对经济特区的议论，并没有因为邓小平的这次视察而消失。上个世纪80、90年代，先是东欧剧变，而后是苏联解体。于是又发生了关于姓“社”和“资”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经济特区又成了热点问题。什么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等等。邓小平严肃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 因此，“三资”企业“归根结底是有利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在时隔8年之后于1992年又来到深圳、珠海等地。邓小平在视察中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邓小平得出结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邓小平上述对经济特区反反复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起点是何等艰难。由此产生的意义也就更加重大。1995年12月，卡斯特罗参观深圳后感叹，“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创造如此奇迹”。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的经验是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众所周知，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独创性贡献。邓小平提出并形成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有他的逻辑思路。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既然现阶段是多种所有制经济，那么就不能只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需要也可以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 日所作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使用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而支持邓小平提出和论述市场经济的逻辑思路的重要依据，就是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而新鲜的实践经验。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圳“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建立经济特区后，外资就进来了。我们可以从外资中得到税收、劳务等方面的益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因为“三资”企业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得更加清楚，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推动城市改革的过程是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和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是把国内市场推向国际市场即与世界市场体系相衔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这引领作用来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还包括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沿边沿江地区的开放和建设海南省最大经济特区以及开发上海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