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反思 .docVIP

北宋党争反思导读：　宋代的党争，早在开国之初，宋太祖就有所预感和警觉。建隆三年962，针对官员产生最重要来源的科举考试，赵匡胤明令：“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从开宝六年973...北宋党争反思党争的根源宋代的党争，早在开国之初，宋太祖就有所预感和警觉。建隆三年962，针对官员产生最重要来源的科举考试，赵匡胤明令：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从开宝六年973起，赵匡胤又将殿试确立为定制，通过这一形式强调中试者皆为皇帝所钦点。由座主门生变为天子门生，名称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赵匡胤试图强化皇权存在，弱化座师色彩，打破因科举而形成师生、同门朋党的努力。然而，与此同时，宋代的党争之因，恰恰也正是宋太祖在一开始确立治国方针时就已种下的。赵匡胤本是一介武夫，非凭文德，非借武功，仅仅是手握军权便发动陈桥兵变，以黄袍加身的方式骤登大位，如何安抚昔日的同僚，如何扭转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成了他费尽心思解决的问题。为此，他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极力提高文臣地位，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以至于后世不约而同地评价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正是在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宋代大臣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点，这一方面成就了一幕幕名臣云集、群英荟萃的盛况;另一方面也导致朝廷重臣竞相以权力追逐为中心，深陷党争而不以为意。党争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了皇帝驭下的政治手腕。如宋真宗曾一语道破天机：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就是说，要通过党争使大臣异论相搅、相互牵制，如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才可居上裁判，从而牢牢将权柄掌控手中。这也是为什么宋代的皇帝们尽管常常苦恼于朝政之争，却总要多多少少保留一些反对派在朝廷里，以防止一方坐大。从政见之争到权力之争可以说，党争贯穿了有宋一代的始终，成为宋代最突出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在宋太祖、宋太宗两位政治强人相继去世后，党争之乱渐次蔓延、愈演愈烈，遂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宋真宗时期，王钦若对寇准暗中倾轧，以寇准罢官而告终。宋仁宗时期，吕夷简与范仲淹明争暗斗，导致庆历新政半途而废。宋神宗以降，围绕变法产生的新旧党争，更是将党争引向高潮。先是熙宁、元丰年间，新党在神宗支持下排斥旧党，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改元元祐。由于哲宗年幼，朝政由高太后主持，高太后起用旧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恢复神宗新法，史称绍述，即继承之意。新党执政一直延续到宋徽宗时期，对旧党迫害也愈来愈变本加厉。崇宁元年1102，蔡京上言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等在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文武大臣120人后增至309人名字刻诸石碑遍立全国，以示辱蔑，即所谓元祐党籍碑。凡立于碑上之人，一律永不录用，且不许其子孙参加科考并留于京师。同时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禁书运动，下令对苏轼等人文集悉行焚毁。当然，如果因此认为党争专指新党对旧党的迫害，那就大错特错了。新党在台上，对旧党固然步步紧逼，而旧党一旦得势，对新党的围剿同样毫不手软。例如，以立碑刻名的形式进行羞辱便非新党所发明。在元祐党籍碑之前，旧党就曾开列王安石、章悖等60人名单， 榜之朝堂公开羞辱。同样，对反对一方加以文字构陷，旧党也不遑多让。如旧党针对新党人物蔡确所制造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乌台诗案，手段一样低下，一样上不了台面。如果说政治斗争在任何时候都不可避免，北宋的党争，最让人痛心和不解的，却是好人之间的争斗。庆历党争中，范仲淹固然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吕夷简亦是一代名相，二人虽然在后来关系有所缓和，但此前的争斗已使彼此大伤元气，并不可挽回地损害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进程。熙丰党争中，对立双方，王安石坚毅果敢，司马光宅心仁厚，二人俭朴守节、夙夜为公的道德品行，连彼此的反对者都不得不叹服，但就是这样两个人，最后却闹到形如仇敌、水火不能相容。历史反思今天我们回顾北宋党争这段历史，有什么是仍然值得记取的呢首先，争鸣是好事。如果我们将党争理解为不同派别关于治国理念、施政方针的政见之争，那么，这种争鸣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有利于国家政策的完善。毕竟，比起众说纷纭，鸦雀无声更加可怕。这也是有人甚至将北宋党争比作古代政党政治雏形的原因。事实上，勇于回应、善于汲取不同意见，无疑是一切成功政治家胸怀与智慧的体现，也是一切成熟政策的共同特征，这正是争鸣的积极意义所在。其次，争鸣有界限。既然争鸣是好事，为何纵观历史，不论是宋代党争，还是晚唐、明末的党争，都给国家带来严重的伤害?这是因为，过犹不及，争鸣一旦逾越了界限，轻则流于迂阔空谈，重则陷入意气之争，即如前述所言，由政见之争、理念之争滑落为权力之争、党派之争，完全失去了正面意义。第三，凝聚共识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守住争鸣的界限呢?这就需要争鸣各方具备妥协的意识，积极寻求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事业的发展。回顾北宋变法之争，不能简单以带有浓厚道德色彩的改革派、保守派来指称，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