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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执法人员谈人性的关怀与关怀的理性 富人常被嫉妒，穷人倍受同情。人有着固有的“杀富济贫”的潜在心态。由于城市管理执法的对象大多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又极易赢得社会同情的缘故，城管部门因此常遭社会各种舆论善意的、片面的乃至偏执的抨击。当城管部门不许流动摊点在主干道、桥头、路口乱窜时，当一些城市推出禁止“拾荒者”乱翻垃圾箱措施时，饱蘸了悲悯情怀的舆论监督就常以“卫道士”的姿态挥戈上阵讨伐。一些城管执法人员在强势的舆论压力面前，变得束手束脚，不敢理直气壮地履行人民所赋予的管理职能。 无庸置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对弱者怀有怜悯的情结，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基准；为弱者争取生存权，是我们的良知和责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管理执法机构，不是社会慈善组织，作为管理执法者本身，仅仅依靠人性化是远远不够的。人性化必须以法制化为前提。绝对的人性化必将导致绝对的自由化，最终使管理失控，人性不复存在。我们不容忽视这样一个物极必反的哲理和现实：过于泛滥的悲悯不但起不到正面引导的效果，唤醒不了弱者的良知，无助拯救他们于贫困的深渊，反会助长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劣根性，延长他们的贫困生涯，导致善良的人性关怀走向误区。更需要指出的是，横行霸道、四处乱窜的流动摊点、马路摊点，不但影响市容，扰乱交通秩序，还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他们的这种权益是以牺牲社会公众利益、公共安全为代价的，实是对社会公德的践踏，对公众合法权益的侵害。赋予了这些人的自由，就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维护了这部分人的权益，就侵犯了广大市民的利益。对这些人，我们需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和理性的关怀。关怀弱势群体最根本的是完善社会的保障机制，而不在于改变管理的职能。在管理上过分迁就、容忍弱者，实是一种对落后的怂恿和保护。一个怂恿和保护落后的社会，可想而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人性化执法”从词组结构和语法角度来讲，“执法”第一性的主语，“人性化”则是修饰主语的状语。忽略了主语“执法”，“人性化”焉附？ 城市管理是有法律法规的。管理要求依法办事，同情需要尊重法律法规，法律法规不讲同情。构建和谐社会与以法治国并不矛盾，和谐社会的打造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和保护。在人性与法律发生矛盾冲突时，人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法律，需要我们理性地在法律的框架下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方式。我们提倡人性化管理执法，是针对城管执法中确实存在的粗暴管理、野蛮执法行为提出的，旨在内练素质，修身奉法，外树形象，彰显人文底蕴，公正地把握执法的尺度，讲究执法的艺术，遵从司法的礼仪，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废止管理中的强制措施和法律手段。不受法律约束的泛人性化执法，实是对法律的亵渎，对人性的摧残。笔者前些时曾在一家地方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则报道：城管队员为让桥头一个不服管理的菜贩搬走，苦口婆心，一连向他敬了15个礼。报道是带着对城管队员津津乐道的表扬口气的。我却不然，愚以为这种出格的人性化管理根本不值得表扬和提倡，这15个礼中起码有12个实是在向社会丑恶低头、致敬，是在怂恿社会丑恶行径的滋长和蔓延。我看敬3个礼就已够尊重对方了，3个礼后对方再不自动搬走，就可依照市容管理条例强制搬走或暂扣了。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任何宽容都是有限度的。法规不是弱者的专利，在法规面前，弱者和强者同样没有特权。按媒体倡导的这种“人性化管理”思路和方式，我真不知这个菜贩如果赖着不走，城管执法人员是否还要一直无休止地迁就敬礼下去？就算这次被迫“教化”了，会不会面上服了但心里并不服，下次再“卷土重来”？城管成本如此之高，这个城市还怎么管？ 在街头巷尾流窜的小商小贩大多是为生活所迫、值得同情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但法理不容许对穷人开“小灶”。如果对穷人可以“法外施恩”，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出了毛病。而社会一旦有了毛病，这个时候穷人就会陷入一种思维的怪圈，觉得自己的穷也成了一种权利——一种不受社会公德和法律约束的特权。人们对到处乱贴乱画的“牛皮癣”制造者和到处乱翻乱扔的“拾荒者”，可以说无不头疼、厌恶不已，而一旦当城管人员对此采取管理措施、限制这种行为时，有些人的“人文关怀主义”忽然冒又出来了，对管理者指手画脚，令管理者无所适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呢？我们对无业、下岗者报以同情，是因为他们遭受了体制性的委屈；我们同情爬楼顶以死相威胁讨工钱的民工，是因为他们正当的诉求渠道被堵塞了。但我们并不同情下岗本身，因为社会爱慕才能，社会追求效率，社会需要进步，社会就要求一些不适应者“下课”；我们也并不同情贫困，而是谴责导致贫困的那些不公正的力量。有句俗话叫“瘪着肚子看啥都不顺眼”。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对城管看不惯的也不乏处于温饱线下的同类者，他们对社会不公有种本能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