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呼唤——理性精神.doc

课程改革呼唤——理性精神 课程改革是一项精心设计、组织、实施的系统工程，有必要让理性精神贯穿始终。课程改革中坚持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善于反思，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把课程改革看成既是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更是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当前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如传统与现代、基础与创新、标准与多元等，尤其要坚持理性精神。 　　 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无疑是我国21世纪初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最为激动人心、最为波澜壮阔的“乐章”。在这一乐章中，有很多崭新的观念、全新的做法。其中，“后现代思潮”倡导的“人文精神”及西方国家课程改革中倡导的一些理念、观念是其中的“亮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崭新思想在闪烁：建构、互动、对话、创生(动态生成)、多元、差异、体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并且敢于表达，课堂中教师尊重学生们的各种想法而惧于指出其中的“错误”；课堂中一片表扬之声，你对，他对，全都对，没有挫折，只有成功……无疑，这些局面在改革之初都是“喜人的”，都是对传统课程与教学的“变革”，我们对此不应过早地争论、评价，而应以热情、宽容的态度让实践去检验。不过，为了保证这一场深刻变革运动健康有序地进行，有必要让“理性精神”贯穿始终。 　　 一、理性精神的实质及其意义 　　 理性精神的实质是一个历史性命题，古希腊、启蒙运动、近代理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理性观对此有不同的认识。西方的人文理想中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而人文精神被看成是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即一种自由精神。[1]自由是被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只有理性才能保证这种自由。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即“求知”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等)之中。可见，“理性”原本就是作为“人文精神”的要素而存在的。启蒙运动之初，理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生的意义及其认知世界提供一种手段，这是一种“普遍理性”，即它既包含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真理、进步、理想等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概念，又包含对自然科学的赞赏与肯定。[2]只是到了近代以后，理性本身才逐渐被片面化为自然科学，被消解了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即对于人生意义与人自身完美的关怀)，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实证理性”及“工具理性”。这样的理性主义视单纯的知识和理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因，强调理性地选择采用一切最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注重功用、利益、效率、成功。这成为“理性”负面效应的根源，实际上，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及“理性”的批判与否定主要就是抓住这一点，而不考虑“理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无视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理性观在批判了近代理性主义所具有的狭隘性、片面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理性观，其“理性精神”的实质是追求真理、实现价值的统一，[3]即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善于反思，崇尚怀疑和批判，积极进取，不断变革，坚信科学能引领人类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事实上，这样的“理性精神”已成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更是人类能力的基核。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兴起了以否定理性精神为基核的“后现代思潮”，该思潮不无深刻地揭示了片面化理性自身的局限。但是，近20多年来的世界经济、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并未表明“后现代”的胜利，相反却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人类只有依靠与时俱进的、发展了的理性精神，才能克服目前的问题，走出困境，舍此无路!当前，在中国迈向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我们尤其需要理性精神。因为，对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实选择和较长远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设计，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实事求是地加以实现，那种后现代及非理性主义倡导的否定真理及规律、颠覆传统价值观念(诸如权威、规则、崇高、真理、规律、圆满等等)、生命本能本体化(注重非理性、情绪、情感、直觉、沉思、亲身经历、神秘体验、不确定性、零碎性、非原则性、异质性、卑琐性等)、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等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二、课程改革坚持理性精神的实质 　　 作为一项精心设计、组织、实施的系统工程，课程改革必须坚持理性精神。没有了理性精神，我们只剩下盲目的热情和冲动、非科学的意志，最终会适得其反。课程改革坚持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善于反思，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把课程改革看成既是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更是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 　　 首先，我们要站在中国21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用发展了的历史观与理性观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这次课程改革的重大意义。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业已进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