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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黄黎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摘要]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从理论上、实践上积极帮助的结果。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十一月决议　[中图分类号]G641；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10-0054-06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多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入开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涉及很多方面，这里仅就以下几个重要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共产国际“十一月决议”对制定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影响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为共产国际“十一月决议”)。这个决议就如何在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详细阐述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这些观点基本上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所采纳，　1923年11月26日，季诺维也夫主持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与当时在莫斯科的“国民党代表团” (即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引者注)共同起草一个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详细决议。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就如何解释三民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不应该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至于民权主义，“它能否成为这样一个进步的口号，主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至于民生主义，“如果把它理解为致力于把劳动群众，耕种土地的庄稼人从赋税重负和其他这类引起报怨和不满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么对它也不可能有反对意见。”　11月28日，在有“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决议，这个决议全文共8条：　决议的第一条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政党，但它并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对势力上。”　决议的第二条肯定了“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　在决议的第三、四、五条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如何解释中国革命发展新阶段的三民主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义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不要导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最后，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国民党，“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也，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国民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至于民权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中国当前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应当为中国劳动群众服务。　“十一月决议”提醒中国国民党，应当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者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则这样写道：“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