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无罪 民事有责.docVIP

刑事无罪 民事有责 　　案情： 　　2005年2月6日，两被告相约到红旗河中按往年惯例用电瓶捕鱼器捕鱼，电瓶捕鱼器由被告张建操作，被告张强帮助打捞被电击的鱼。刚捕鱼不久，徐立勇来到岸边，对两被告进行阻止，但两被告未停止捕鱼，徐立勇遂说：“这边不允许触鱼，……你们不上来，我就下来!”，说完即冲到河中被告张建身边，不料遭到电击后倒入水中，被告张强见状即拉掉电瓶电源线，并上岸回家报警，被告张建将徐立勇拖上岸，徐立勇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公安局作出鉴定结论为：徐立勇遭电击后造成意识障碍，导致溺水身亡。 　　2005年2月9日如皋市公安局对被告张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一案进行立案侦查，2005年8月21日移送如皋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如皋市人民检察院于 2005年9月30日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本案原告卢某不服，向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南通市人民检察院经复查认为，徐立勇的死亡结果与张建、张强先前使用电瓶捕鱼器捕鱼的过错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尚不充分，决定维持如皋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死者徐立勇之妻卢某、徐立勇之母章某、徐立勇之子徐某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两被告捕鱼所使用的电瓶捕鱼器，对周围的人具有生命危险，两被告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危险都是明知的。捕鱼过程中，两被告均疏于注意电瓶捕鱼器带来危险的义务，导致徐立勇冲下河时遭到电击发生意识障碍，而后溺水死亡，两被告存在共同过失。 　　对于被告张强辩称若认定先前使用电瓶捕鱼器捕鱼的过错行为与徐立勇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则本案应中止审理，追究被告张建的刑事责任，本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而因果关系并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且审查起诉部门依法已作出对被告张建不起诉的决定，故被告张强辩称的该理由不能成立。 　　徐立勇应当明知电瓶捕鱼器的危险性，未能正确处理好两家矛盾，采取非理智的行为，故徐立勇下河阻止两被告捕鱼导致触电后溺水死亡，其本人存在重大过失，应减轻两被告的赔偿责任。两被告应赔偿三原告损失合计98439元，且互负连带责任。 　　评析： 　　该案涉及民事与刑事证明标准不同的问题，按刑事的证明标准，该案的罪名不成立，按民事的证明标准，两被告须承担侵权责任。 　　1、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在实践中的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对证明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作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罪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综合要求。根据法律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唯一结论。 　　本案两个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一是徐立勇遭电击后造成意识障碍;二是徐立勇溺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徐立勇是否是因电瓶捕鱼器电击而死，这决定被告是否应对徐立勇之死承担责任。 　　检察院作出徐立勇的死亡结果与张建、张强先前使用电瓶捕鱼器捕鱼的过错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尚不充分，决定不起诉是正确的。原告提供的证据有证人证言只能证明死者与两被告发生了矛盾，不能证明发现死者到底是在怎么溺死的，仍然未能从法律上证明。如果这些证据里出现了证实死者是是由电瓶捕鱼器电击而死的，那也是不可信的，因为那已是证人的推论，不是证人的亲眼所见。而证人是没有推理、推测的权利的，那是法官的权利或责任，证人只有就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如实陈述的义务。被告承认用电瓶器捕鱼的事实也不能视为是对导致死者造电击死亡的默认，充其量只证明了徐立勇造电击溺死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2、民事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在实践中的运用。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开始施行，实际上提出了我国民事诉讼 “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该司法解释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高度概然性标准，是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在司法审判上的一种必然产物。它将人类生活经验及统计上的概率，适用于诉讼中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其基本规则是，凡证明待证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