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成为最突出矛盾.docVIP

三农问题成为最突出矛盾“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6日在此间举办的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表示，在中国现代化推进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和水平的情况下，“三农”问题已经演变为最突出的矛盾。贫富悬殊和农民收入过低，导致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停留在43%。XX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明显高出世界公认的的警戒线。今年初连续发生多起小学和幼儿园血案及富士康跳楼事件，既反映了基尼系数扩大后给社会带来的危机和灾难，也暴露出年轻的农民工收入过低和生活压力过大的窘迫局面。中国报出的城市化率是45%以上，但由于有亿～亿的农民工还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再加上各城市郊区“被城市化”的几千万农民也尚未真正市民化，因此，虽然全国农业总产值已经在GDP总量中降为10%并将继续走低，但还有70%左右的人仍是农民或过着农民生活。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对现代化的推进已形成瓶颈。“要解决好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三农问题，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任玉岭提出，突破“三农”与城市化问题应做好8项工作：“三农”方面，一是在农村大力组织和推广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二是成立更多专门支持农民、投资农村的国家和地方银行；三是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直管；四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方面，一要突破农民工在城市落户问题；二要在人口密集的中部省区，加大城市发展力度加快城市化进程；三要降低大城市门槛，突破大城市对人口的接纳；四要突破大城市发展数量问题，必须重视大城市发展。延伸阅读：国务院参事驳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等说法中新网北京8月6日电(记者孙自法)“(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这种理论，不仅使城市化的思维陷入迟疑和犹豫的泥潭，而且也导致城市化实践走向凝滞和停顿不前”、“伪城市化像一层迷雾遮住了人们的眼睛”、“户籍制度像一把利剑斩断了城乡间的亲密关系，更像一座高山将市民与农民隔离在山的两边”……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6日在此间举办的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对既得利益群体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阻碍城市化推进的五大所谓理由，一一予以驳斥。他说，在解决“三农”问题之初就提出了要致富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分流农民的思路，但由于认识的不统一和既得利益群体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使农民的减少和分流，以及城市化的推进遇到了特大难题。中国到底要不要让更多农民进城和大力推进城市化？以及怎样推进城市化？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理论界的争论也影响了决策层的决心。其中最影响城市化推进的理由有如下五种——第一种理由是：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影响下，过分强调了大量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经常用于说教的，一是担心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二是担心出现拉美那样的“城市化陷阱”。为此，人们在中国设计了“两栖类”，让亿万农民工成了城市中永远的“飘族”。理论家认为，这样“进可入城打工，退可回家种田”。如此貌似完美的设计，虽然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并在实践中得到漫延和滋生，但着实讲，这种理论，不仅使城市化的思维陷入了迟疑和犹豫的泥潭，而且也导致城市化实践走向了凝滞和停顿不前。第二种理由是：以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为理由，力主限制大城市快速发展。由于国外的大城市发展中，确实出现过交通堵塞、城市污染等所谓的“大城市病”，所以我们早期研究城市化的人，一开始就提出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指导性观点。这种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法律中就已经得到体现。由于这样，虽然很多大城市大量需要农民工，而且很多农民工也工作于大城市，但大城市却拒绝农民工留在城市中。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在大城市已经干二、三十年的农民工，仍不能在城市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他们的子女也长期无学可上。很多农民工已从青年走到了老年，子女都出生、长大成人并成了第二代农民工，但他们依然没有城市户籍可言。他们大多住在城乡的结合部，他们的生活与农民没有两样。第三种理由是：受“逆城市化”的影响，导致小城镇发展成了战略重点。国外的城市化经历过由分散到集中并出现了再次分散的三个阶段。大城市形成后，城市里的生活环境遭到污染，当汽车遍及每个家庭后，很多人把居住地点选到城外的农村。据调查，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洛杉矶，其周围都有70多个小城镇。而中国情况与其不同的是，第一个阶段的集中还十分欠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很低，中产阶级尚未形成，这种情况下，大力展农民工本土本乡的小城镇，显然是有悖于城市化的推进的。很多农民工把赚的钱弄到老家镇上去建房，而全家还留在大城市工作和发展，这既造成土地资源和农民工财产的严重浪费，也不利于市场发育和调动内需。公务员之家:第四种理由是：“伪城市化”的做法，放缓了对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几乎没有明显进展。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原建设部出台“人口统计方法的改变”，将工作于城市6个月的人都算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