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建国60周年特级征文.docVIP

党校建国60周年特级征文今年是59年*会议五十周年。重读了刘雨兴先生《追问历史》（大学生读本，天津古籍出版社，版）一书中的《如果彭德怀不写信》一文后，感慨诸多，“说话”是一个正常人的本能，但“说实话”却不是每一个正常人的本能。笔者对彭德怀的共产党人格敬佩的同时，也对*会议不少官员见风转舵以及当今官场讲真话在逐步消逝而感叹。笔者认为，官场，莫让讲真话消逝。一*会议的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时准备的也是关于“纠左”的材料。当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公开给与会者时，柯书记立刻派人回上海取“反右”的材料，并在大会上大力主动“反右”，结果大受上峰青睐。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以后每次开重要的会议，柯书记都在自己的左右兜里分别放上“反左”跟“反右”材料，以备……（孙玉祥：《运用材料存乎一心》，《羊城晚报》）——呜呼！“记得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干部讲话都很有个性，即使说的同一件事件，表达的方式也因人而异，活泼泼地，很有生气。后来渐渐变了。先是基层的干部照本宣科，后来高级干部也照本宣科，讲话如背书，最后普通老百姓也一并照本宣科起来”（陈四益：《自由动容》，《杂文月刊》下.p1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开明多了，人们的言论也自由多了。但讲真话的人（在官场“混”的人），却不多见；而，讲空话、大话、套话、假话的则较常见。现实中，许多官员在家或与朋友相处常常讲真话，在即将退休才敢讲真话实话。不少的人没有做“官”时，正直敢言，但做了“官”一段时间，经官场的“同化”后，“收敛”了许多，虽然还“正直”，但不那么“直言”了。讲真话实话似乎成了官场“政治自杀”的快速手段。现在“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同样一件事情，当你把它纳入工作系统去，比如进行基层调研或座谈讨论，会得到一个信息（往往是形势一派大好）；而在私下交谈，乃至酒桌的聊天中，得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信息”（庞学东：《党的建设要更加关注“民情”》，《学习时报》版）。现在“几乎每一年，各个地市上报的gdp数据都大于全省的，而各省上报的gdp数据又大于全国的，既是一个尴尬的事实，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南方日报》）——值得深思。二现行的《党章》规定：党员要“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党的各级干部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笔者认为，“讲真话”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是党和政府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的要求，“讲真话”是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共产党的官场也应该是“民主”的地方，是“讲真话”的地方。有人言：作为学者最大的风险是说假话，说真话或许会受到排挤打击，但说假话则丧失学者的独立人格。笔者认同。学者如此，作为“三个代表”及“先锋队”代表的党的及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如此。“群众爱听大白话，百姓爱戴平民官。领导说什么话，怎么说话，既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和深度，更体现着党的务实亲民作风的落实与否”（倪洋军：《官场流行话透出四种不良风气》，《人民论坛》）。人以诚信为本，事以落实为要。话不一定说得多么动听，事不一定做得多么宏大，关键是讲真话，做实事，言必行，行必果。党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干部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你们更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典范，更应该是社会“讲真话，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忠实的实践者。毛泽东说过：世界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但现在社会上，“认真”做事的现象在减少在变异，我们许多听到的是：“何必那么认真”——悲夫！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活动）组长任克礼，在巡视后发表文章说：“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现在的危险是滋生腐败和不讲真话”，“不讲真话危害了党的执政基础”（任克礼：《对当前巡视工作的几点思考》，《人民日报》）。为什么党员干部对组织都“不讲真话”——值得深思。三“一个人从只会说真话到很会说谎话的转变，从智力上看，是一种进步；从天性上看，却是种倒退”（任蒙：《关于识谎的话题》，《杂文月刊》上，p12）。笔者认为，现实中一个人讲真话讲人话，真正起作用的主要的不是他的品格，而主要的关键的是要有那么一套民主制度。让人讲真话，需要“两个自由”的环境。“张闻天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人总是怕杀头的……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何云峰：《*会议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广州文摘报》版）。必须通过制度营造一个“外在的自由”，即一个人不因发表了意见主张而遭到损害，营造一个“内在的自由”，即是在精神上思想上不受权力、社会偏见或习惯的约束的环境。让人讲真话，需要“制度”作保障。倡导讲真话，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化是不可少的，而“制度”的“导向及保障”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倡导“讲真话”，“以诚实守信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