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终审如何的研究.docVIP

三审终审如何? 　　输了官司的人如果着实咽不下这口气，可以上诉到二审法院，通过二审来挽回败局。法律规定，上诉一经提出，法院必须审理，为此，上诉法院顺理成章地成为败诉方一伸手就可以“摸得着”的救星。然而，二审如果再败诉，即使您义愤填膺，胸意难平，怨气恐怕也只有憋着了，因为我国实行是二审终审制，任何一个案件经过二级法院审理后，就划上休止符，当事人再也无权上诉。虽然法律上留有活口，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但申请再审与上诉已有天壤之别。当事人申请再审并不必然能打开司法之门，案件是否再审要由法院来拍板。再者，检察院有权提出抗诉。检方一抗诉，法院也不得不依令而行，重开炉灶。法律之外，领导的批示，焦点的访谈也是“压迫”法院再审的重要原因。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律将再一次启动程序的权利交给了官方，就当事人而言，法院已成为“看得见，摸不着”的星星了。 　　我国的二审终审制是世所罕见的，从东方到西方，三审终审是各国立法的通则。建国之初我国在进行诉讼立法时，之所以逆流而动，独标一帜，主要理由据说是审级太多，易为一些不良之徒所用，缠讼不休。 　　这个理由实际上是虚的。如果我们承认审级越多，越有利于形成正确判决的话，则三审终审将会挫败歹徒们利用司法渔利的图谋，进而扼制滥诉。因为一切诡计在被戳穿之时，也就无利可图。没有“好果子”吃，谁会缠讼呢? 　　二审终审制的真实原因在于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法律思想的错误承继。在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经常“剿匪”，红色根据地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今天是“红区”，明天或许沦为“白区”——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个从容审理案件的环境，无法执行一个完备的法律程序。程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部就班，讲究从容。由于失缺从容的外界环境，为了保证在“执政”时期将案件审结，“从简”“从快”就成为战时司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反映在审级制度上即是二审终审制度。在战争年代，这种思想无可厚非，然而，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后，这种“战时司法原则”不经意地被引入和平年代，至今仍余波未息，遗患非浅。 　　二审终审的一大弊在于法院之间时常“各自为政”甚至“对着干”。 　　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行为的合理准则，希望人们按照法律的规则好好地过生活。然而，社会生活千姿百态，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法律无法将所有的生活现象一网打尽，“无法可依”成了法官们心头难隐的痛。然而，心痛也罢，头痛也罢，法官无法拂袖而去，甩手不干，为此只得摸索着法律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法官如何“掌握精神”，客观上有条件、能力的问题，主观上有态度、倾向的问题，同样的一本经唱出不同的调，势在必然。二审终审制致使大量案件由中级法院作出终局判决，数以万计的终审法官成了口含天宪、说一不二的法律帝王。众口难调的结果是同类性质的纠纷，在不同的终审法院获得截然相反的判词。 　　各国对付这一难题的招数是在全国各处设地方法院，在若干处设高等法院，然后，像金字塔一样，在塔尖上设一个终审法院，通过完备的上诉制度使当事人遂步登天，将案子“捅上去”，由最高法院行使最终的审判权，从而天下一统。鉴于我国现状，如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到最高法院终审，最高法院恐怕难以承受案件之重，为此实行三审终审，让省一级高院对大量案件由行使终审权，特殊类型案件设法由最高法院终审，无疑是一可行补救办法。 　　二审终审制的另一弊端在于二个审级法院空间距离过近，业务上的关联，生活上关照导致上下级法官之间走得过热，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上诉审法官碍于情面，对于下级法官的错误裁判时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审终审退化为一审终审。 　　由于二审终审导致案件质量不保，我国在中央、省、市、县各级设置了多重的监督机制，如检察监督、人大监督、政纪监督等，一但它们发现案件有误，即设法迫使法院再审。可以断言，弃三审而搞多渠道的再审，是我国司法制度设计中的一大败笔。 　　首先，监督渠道过多加大了司法的人员成本。仅检察监督一项，国家就配备了近万名的检察官从事民事、行政审判的监督。如加上其它监督机关，监督的成本将远远高于三审的成本(以1996年为例，一审结案数5312580件，二审结案数323995件，两者比率6.09%，按此，如实行三审，案件数约为19730件，配备二千名三审法官足以)。由于案件最终总得由法院判，为此所有监督机关的作用仅在于设法责令法院再一次审理案件而已。既然如此，何以不实行三审终审，将再一次启动程序的权利交给当事人——让他一次告个够? 　　让其它机构来监督法院的一个假设是监督者比法官可靠。问题是，我们何以相信监督人员是“最可爱的人”?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其穿上不同的制服，帖上不同的身份标签就更加光明正大。让并不比法官可靠的人来监督不可靠的法官，其结果还是不可靠。不仅如此，多渠道的监督使诉讼关系更加紊乱。须知，合法监督与不当干预之间并无截然的分水岭，开辟一条新的监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