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集体谈判构建和谐社会.docVIP

运用集体谈判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有正确的路径和手段，集体谈判就是其中之一。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谈判这个词并不生疏，经常被当作解决劳资矛盾和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使用谈判这个词还不多见。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也是多元的，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市场主体使用集体谈判手段解决利益纷争，调适分配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 实行集体谈判的客观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不少旧的利益矛盾得到缓解，同时，许多新的利益矛盾又产生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矛盾更加多样化，对其加以调解的难度更大了。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主要存在着以下一些物质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企业管理者与企业一般职工之间的矛盾；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矛盾；隶属于不同管理系统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职工之间的矛盾；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利益矛盾的产生，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不必对其大惊小怪和横加指责，同时也应看到，它给我们提出了解决新的社会利益矛盾的新课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简单的家长式的利益分配和调节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行不通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再也不是既定利益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自身利益的主动争取者和确定利益分配格局的积极参与者。 在社会现阶段，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集体谈判能力强，哪个集团提供的劳动就有可能争取社会给予较高的评价，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大利益。 例如，我国处于分散状态的农民阶层，长期以来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的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面对各种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行为，农民缺少抗争和自卫的手段，形不成集体谈判的强大力量；而业已形成的强势集团，则与此不同，他们控制着相当规模的物质资本和公共资源，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如果得罪了他们，就会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因而他们总能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较大的份额。而农民就不同了，他们的怨气再大，牢骚再多，也只能以极端分散的形式表达出来，形不成足以使政府高度重视的集团性力量。这是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一个深层原因。 在我国，长期以来理论上没有集体谈判之说，实践上也无集体谈判之举，但由于利益矛盾早已是客观存在，必然产生某些磨擦和纷争，为了维持形式上的协调统一，又不能把矛盾公开化，于是隐蔽性的谈判便产生了。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遇着绿灯跑步走，遇到黄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出工不出力，按酬付劳；种植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粗放耕种甚至抛荒；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进行极端奢侈的野蛮性消费，等等。所有这些，都可看作隐性谈判的表现形式。这种谈判没有组织，没有声音，没有记录和文件，分散在各种场合里自发地进行。这种谈判所针对的对象，可能是某种政策、某种法规、某种社会风气、某项管理制度、某种机构、某种社会成员。这种谈判虽不产生“协定”、“协议书”、“纪要”等权威性文件，但它的力量有时却足以动摇某些政策法规的基础，瓦解某些机构的威信，改变某些社会意识的走向，引起社会要素的分化与整合。 因此，对隐性谈判的危害必须高度重视。与其让它隐蔽地存在，不如让它公开存在，用法律、法规、政策加以规范和引导，以抑其弊，扬其利，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一种常规渠道。 集体谈判的社会功能 １、集团性利益要求的显示器。市场经济是一种在一定规则之下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主体意识很强的契约经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均有自己那个群体的特殊利益。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要求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总要通过各种社会表象形式反映出来，不是以隐蔽的、分散的、无规则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是以公开、集中、有规则的形式反映出来。集团性利益要求的无规则反映，中间伴随着许多假象和芜杂的障眼之物，人们不容易看清它的真象，难以作出较为清晰的判断。集团性利益要求的有规则反映，则把复杂的利益关系公开化、明朗化，按照一定程序有组织地反映出来，因此容易观察和把握，有利于人们对此作出清晰和正确的判断。集体谈判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能够把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要求摆到桌面上来加以显示，使其公开化、明朗化。 ２、不同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器。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些社会成员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手段和能力，其理应得到的经济利益和其它合法权益常常蒙受损失和遭到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