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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司法的期许与路径 2013年11月13日 来源：《财经》杂志 2013年第15期 作者：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 作为一个法官来评论司法机关存在的腐败现象，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那些已经受到法律制裁的贪腐法官中，有的曾是普普通通的一线办案人员，有的曾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法官，有的曾是兼具较高级别领导职务与学术盛誉的知名法官，甚至也有我曾经共事过的同事。他们可能为法院工作付出过辛劳，可能对法律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换取个人利益——使我们分处司法的“阴阳两界”。 司法的腐败行为会招致社会公众的痛恨，也不会获得曾经的司法同僚的同情，因为这是法治之基的“腐朽”“败坏”，这是对法律职业的羞辱，是对一个真正拥有法治理想的人心理底线的挑战，是所有司法人员的活动中最不可饶恕、无法容忍的罪恶。 也正是这些因素，我们必须努力去寻找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廉洁的最有效的措施。 一、司法腐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司法腐败的危害是什么？培根的那句名言虽然并非直接指向司法腐败，但一语中的，他认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的恶果甚至大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透明国际主席拉贝乐（Huguette Labelle）说，司法腐败的危害十分广泛，而且其后果几乎难以回转、无法弥补。司法腐败会损害人民的信念，侵犯个人的人权，进而损毁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质量。 我国各界对于司法腐败危害的认识甚至更加深透，有人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哪怕司法腐败的案件数量并不算多，涉及的法官比例并不算高，但其危害的广泛性及后果的难以弥补性，构成了司法腐败最大的危害性。虽然说全国近20万法官中绝大多数是廉洁的，但这丝毫不能减轻司法腐败现象的长久危害。 因此有人戏称，“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一个错案炒一天。”意即，出现司法腐败时，我们已经不能用政治语言来评估，因为腐败与廉洁是一个是与非、黑与白的问题，而不是多与少、大与小的问题。 对于司法腐败的严重危害，无论如何表述都是不过分的。可以说，司法腐败是司法公信的克星，是司法公正的天敌，是侵蚀社会公平正义的毒瘤。司法腐败会使正义改变颜色，甚至能毁掉整个法律职业为实现司法公正付出的所有努力，使国家离法治越来越远。 二、治理腐败“千家方” 司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不是新鲜事，对于司法腐败以及其他权力腐败的治理，也早已是各国讨论和实践的热点。这里不妨介绍几种。 1.建国之初的“绝招” 建国前后，毛泽东主席为治理腐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有人将其总结为五大“绝招”： 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三是“作风民主，监督有效”；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些措施虽然在表述方式上略显八股，但相信在今天仍然有效。只是考虑到司法腐败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体现出的一些新特点，还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理。 2.“四不为”惩防机制 在法院系统和其他一些可能出现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现象的领域，多数都曾提出要建立健全“四不为”的机制，即：建立健全“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和“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形成良好的廉洁氛围，让司法人员自觉抵御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侵蚀，确保队伍的纯洁稳定。 “四不为”机制的理想设计确有新意，涉及范围广泛，措施严密，只是各种机制的建立和健全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近些年来，中纪委部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也基本上围绕这些机制进行。目前，在这种指引之下的各项机制仍在建设之中。 3.“三管齐下”的全程反腐 很多学者建议，消除司法腐败要从“事前预防、事中抵制、事后惩治”三个环节下功夫。 事前预防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防治腐败措施。但是，除了一般的教育、宣传手段，最重要的是在深挖司法腐败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直接斩断产生司法腐败的源泉，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我国多年来没有彻底解决公款吃喝问题，但有人建议如果从根本上取消用于吃喝的公款项目，则不会再存在上述问题了。 在司法领域中，通过加大公开力度可以防范腐败，也有学者建议公开或者取消法院的“副卷”，从而挤占不公因素的存在空间，发挥阳光防腐的作用。 事中抵制既要靠思想觉悟，又要靠勇气胆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抵制之后的保障措施是否到位，否则后果可想而知。事中抵制措施也可以是一些中性的措施，兼具防、治两种功效。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对什么人的直接惩处，但实际上会形成一种威力，间接发挥了遏制腐败的作用。例如，一些法院一直要求落实的“说情公开”“批示备案”等抵制干扰、防止腐败的措施，终因保障措施不力而难以全面落实。 事后惩治看起来虽然属于亡羊补牢，但终因其与人性的契合而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人性的一些弱点，在普通公众与司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