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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历史课程标准》的再思考
赵亚夫
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称《标准》)正在修订中,这是一件大事。其一,《标准》实验稿在实施两轮以后,它的优缺点都凸显出来,“完善”它的时候到了;其二,《标准》是课程改革的具体成果,而且关乎青少年的健全发展,理当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其三,它是中学教师的主心骨,学科的健康发展也指望它有更大的作为。
笔者始终把《标准》看得比教科书重,因为它是一课之母。所以,基于实践中的问题对它多有指摘,目的就是促使它不断完善。本文不再重复过去强调过的问题,特别是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仅从两个判断问题的立场和六个处理问题的方面,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
1.为什么人们对《历史课程标准》少有指摘。
目前,历史教师看待《标准》的心情还相当复杂,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说不清楚”。作为《标准》的使用者,不能明确、整体地表白它的功能和用处,想来不全是教师们的问题。
那么,又怎样看待教师们非常高的认可度,以及至今在历史教学界也鲜有对《标准》的重锤敲打,这类现象呢?笔者以为不必太费神,只要听听教师们对它说到了怎样的水平,特别是做到了怎样的水平,就可以穿透问题的要害。事实上,多数教师并不直接用《标准》指导教学,甚至没有机会认真看过一遍。至于大家口头上的课程理念等,则是通过各种培训听来后复述的东西,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比较实在的东西恐怕还是教学内容(“变”在哪里和“应变”的办法)。因此,了解教科书写些什么——知道教什么——才是接受新课程最直截了当的办法。
我们不否认,课程改革的成绩“是一线教师根据《标准》要求做出来的”,但是很多地方又是通过新课程教科书培训迅速完成这一转变的,所以《标准》还是个间接的东西。所以,教师们一方面对课程改革有很多憧憬,另一方面又显得信心不足;既积极实践新观念、新方法,又在知识、技能、资源方面捉襟见肘。特别是遇到政策性难题时,就更显得一头雾水,常常感叹自己力不从心。于是,初中历史课时不足,乃至“有位无课”(把历史课时拱手让给“主科课程”)或“有课无实”(无效的应付课)的现象并不罕见。原因之一,《标准》不是刚性的东西,教师又不能从《标准》中直接获得课程认识(或只有肤浅的了解),怎奈由它做历史课程的旗帜呢!
如果考虑到教学生态和自我发展需要方面的原因,事情就有着更多的复杂性。比如,学校课程中历史学科的低地位,教学管理中对历史教师劳动的不公正待遇,义务教育阶段历史教师的专业化水准普遍偏低等事实,都会使教师们对《标准》无话可说。总之,教师们对《标准》的认同,包含着诸多的感情和能力因素。当他们感到说不说无所谓或说了也没有用,特别是缺乏能力说时,他们对《标准》的认同就显得相当的苍白。
专家们对《标准》的看法,大致是肯定的。这基于三个基本背景:新课程虽然采用主题构建方式,但主线索没有破坏,大家可以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教学不属于高风险学科,自然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它的利害(到了高中则完全不同);历史教育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如果彻底打破了一个即定的历史教学系统,又该用怎样的学习系统取而代之,学界依旧茫然。于是,历史学者意在挑些内容上的毛病,他们最关心的是写什么内容,而且总觉得中学生学的不多、不深;历史教育学家则把功夫花在实施中的矫枉过正方面,因为至今他们也不被历史学界接受,没有自信把握历史教育的权柄,所以只能做学科的勤杂工。至于全社会都缺少对历史教学的关注,则主要是我国还没有形成关心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社会风尚,历史学科只要不触犯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般没有人有兴趣对它说三道四。
简言之,现行的《标准》是由现有的学科研究和施教水平,特别是学术界的浅尝辙止的学术态度决定的。但是,这也不是全无好处。从修订的角度看,完善《标准》的空间很大,少有批评使我们可耐住性子完善它,免得因操之过急再在修订中多留遗憾。当然,努力完善《标准》的运行机制,包括逐步成熟教师乃至社会全体公民对它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无疑是历史课程改革理应迈出的一步。历史《标准》当交社会讨论,这是笔者的公民社会养成睿智公民观点的一个基本立场。
2.现在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将来理应解决哪些问题。
笔者曾发表过《关于新世纪历史课程与教材的若干思考》(《中史参》,2003年第3期)、《追寻历史教育的本义》(《课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3期)、《历史课程标准该如何把握》(《中史参》,2006年第6期)、《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与历史教育的现代化》(《教育学报》,2006年第4期)、《历史教学目标刍议》(《历史教学》,2007年第5、6、7期)、《历史与社会的整合与公民教育效益》(《教育学刊》,2008年第3期)、《历史学习价值》(《人民教育》,2008年第5期)、《从〈历史课程标准〉的行为动词看问题》(《历史教学》,2008年第5期)、《社会课中的历史教育》(《课程教材教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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