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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的特征及成因 　　法国理论家菲利浦?勒热讷给自传下的定义是：“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将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1]”如果严格按照这个现代标准来审视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会发现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传，或者说成熟形态的自传文。但梁启超先生却并不这么认为：“本人做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2]”并列举了《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等为例，由此得出“这可见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2]”的结论。换而言之，中国尽管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自传，但中国古代的自传文表现出了丰富各异的自我形态。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川合康三在其《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中就将中国的自传文分成了五种形态[3]，分别是：书籍序言中的自传、《五柳先生传》型自传、自撰墓志铭、诗歌中的自传和真正成熟的自传。 　　在这五种形态的中国自传文中，《五柳先生传》型自传是最被人们所认可也是流传最为广泛的。尽管这种类型的自传与现代意义上的自传相差太远，并不具备完全的自传要素，但这一体系的自传文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突出的特征，其自身的形成也受到了特定的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后来中国传记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笔者决定深入研究这一形态的自传文的特征和出现的原因。 　　所谓《五柳先生传》型自传，以魏晋到唐宋之间的几部作品最为典型，尤其是唐代，比如：《五柳先生传》（陶渊明）、《妙德先生传》（袁粲）、《五斗先生传》（王绩）、《醉吟先生传》（白居易）、《甫里先生传》（陆龟蒙）、《六一居士传》（欧阳修）等。之所以将这一类自传文统称为《五柳先生传》型自传，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典型性来讲，不论从时间的先后还是流传的广度上，《五柳先生传》在这一类自传中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首创这一类中国式自传格式的先河，同时，后人也是在不断模仿继承它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这一类的中国自传文。另一方面，从复杂性上看，尽管这种类型的自传文其内部谱系还是比较简单的，其特征也比较鲜明突出，但要想用其他词语来概括这一类自传文也并非易事，反而不如用《五柳先生传》型来概括显得更为全面和准确。在对《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的概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以后，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类自传文的共同的特征和成因。 　　一、《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的特征 　　在川合康三所总结的中国的自传文学类型中，《五柳先生传》型自传可以说是特征最为突出，文学价值和影响最大的。通过对这一类型的自传文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共有的鲜明的特征。 　　（一）称谓方式上的客观化 　　只需观察这一类自传文的题目就可以发现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称谓方式上他们都没有采用第一人称，而是以别号自居。在行文中也几乎不会出现“我”、“吾”、“予”、“余”等第一人称的字眼。比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就自号为“五柳先生”：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可见，陶渊明给自己起的这个号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普适性，很难将作者与这个称谓联系起来。这一类的自传文在行文称谓上都是以和自身关联不大的第三人称出现的，几乎都没有直言是为自己而作传，甚至故意造成作者和叙述者不是一个人的假象，似乎是作者再为另一个人作传。 　　其实，这样在称谓方式上的客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精心构思的结果。许多学者都对此有独到的见解。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这样解释道：“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4]”钱先生的意思是陶渊明正是为了显示自己与那些沽名钓誉之人的不同，才故意卖这个关子，是一种“反时代”的表现。著名学者赵白生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这一现象的效果：“用传记来写自传，让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出现，……。自我中心是自传的原罪，而用传记的形式来表现自传的意识，既回避了过分的自我张扬，又满足了永恒的立传冲动。[5]”这可以说是一种“反自传”，是自传本身的颠覆，甚至具有了某种当代“新自传”的意味。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探究作者采用第三人称称谓的原因。在中国的传记文学中，自传可以说是极不发达的一类，相比给自己作传，中国古人更愿意给他人作传。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使得中国文人在给自己作传时，一时还是无法将称谓自如地变换过来。具体到《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由于这类自传塑造的是隐士形象，采用这种很随意的称谓方式似乎更符合隐士的身份以及表现出他们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 　　（二）虚实关系：虚实结合、先虚后实、欲实还虚 　　在这一类自传文中，存在着不少看似真实其实却难免存在虚构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