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外社会学危机的体系探索.docVIP

对国外社会学危机的体系探索 ; 一、危机话语的地理边界; 追溯最早的危机话语,古尔德纳给这场危机划定了一个地理边界,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在回应古尔德纳的时候,柯林斯甚至认为即便是“西方”也是不准确的,它覆盖的范围太广泛了,古尔德纳描述的危机仅仅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危机,并且这场“到来”的危机也太晚了,因为现在(1973)社会学已经发展出了现象学、历史比较方法和冲突理论[1]。根据科林斯的论述,这场危机应该发生在十年前,那时候的社会学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天下。此外,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虽然使得欧洲社会学也具备了美国特点,随着帕森斯理论大厦的倒塌,各种反叛理论的崛起固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可救药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一次重构[2]。由此可见,社会学的危机从一开始便存在一个地理上的边界,它是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柯林斯所言以北美为中心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作为欧洲社会理论对危机的一种回应。这种地理边界意味着危机话语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始终具有一种“他性”。不仅因为社会学自始便是一门应欧洲现代性计划召唤而生的学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危机话语存在对社会学进行制度诊断的内容,它是西方社会学共同体对自身制度性情境遭遇困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最为直接和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