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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研究摘 要：暂予监外执行作为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备受各级检察机关的重视，这更多的是源于暂予监外执行这种自由限制较低的自由刑执行方式背后所潜藏的权力滥用，因此强化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权和执行权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新形势下，存在一些罪犯利用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以摆脱自由刑的现象，对此的监督和处理亦不可忽视。本文将结合传统问题和新型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梳理出行之有效的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的机制。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监督机制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124-03随着司法改革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改革亦势在必行，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作为刑事执行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应对改革所带来的变化？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该当如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在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中遇到的新型问题该做何解答？这些都是本文研究的内容。本文将从两类暂予监外执行的重点问题入手，探讨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的内容和困境，最后回归到对检察监督困境的破解及机制建立上。一、两类案例引发的思考类型一：张某，女，2012年11月17日因制造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2年11月22日张某产下一女，判决交付执行中，张某尚在哺乳期，法院于2012年11月22日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时过一年，张某哺乳期届满，法院于2013年11月23日做出收监执行决定，但是在收监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困难，张某所产下女婴系非婚生子女，女婴的生父尚在监狱服刑。女婴目前除张某本人和张某母亲以外，无人抚养，若收监张某，其母亲无力承担单独抚养女婴的义务。若交由社会福利机构抚养，根据民政局规定，只有父母双亡或无亲人的小孩才可接受，张某须放弃其抚养权，张某显然不同意;若由张某母亲和社会救助机构共同抚养，则张某及其母亲须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但张某完全不予配合，张某显然是在以小孩需要抚养为由恶意逃避法律制裁。①类型二：黄某，2001年因贩卖毒品罪、组织越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因其患有严重疾病，于2009年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12年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合并前罪未执行完毕的刑期，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6个月，因其患有严重疾病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13年再次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合并前罪未执行完毕的刑期，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3个月，因其患有严重疾病再次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类型一中张某利用了自身对于女婴的抚养义务，恶意避免法律的制裁，其趋利避害和对女婴的感情情有可原，但对法律权威的冲击和对社会一般人的示范意义却很大;类型二中黄某更是恶意利用自身严重疾病的事实，数次逃避法律的制裁，损害法律的尊严甚至是玩弄法律于个人意愿之中。上述两种类型的案例都具有代表性，类似的案件各个地方都屡见不鲜，是目前暂予监外执行遇到的最为棘手的情况，作为检察监督机关如何履行监督责任，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保障罪犯的基本权利，也是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本身及检察监督权本身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如何实现暂予监外执行的合法决定、合理执行、消除恶意是我们探讨创新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检察机制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依归。二、暂予监外执行违法违规类型及分析暂予监外执行作为自由刑变更执行的方式，对于自由的限制较低，且监外执行一日折抵自由刑刑期一日，这些利益都成为罪犯趋之若鹜般争取的动因，这也导致了在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施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现象。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决定不当、执行不当和恶意利用。区分这些情形并挖掘其产生的原因，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实现检察监督权的应有效果。（一）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不当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不当是指享有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权的机关在批准或者决定对罪犯做暂予监外执行时，存在受贿、滥用职权、审查不严格、决定不合理等违法违规的现象。新刑诉法第254条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或者批准机关，但规定是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该权力，这种多个决定机关的规定一方面导致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做出的环节增多，滋生腐败的土壤也在无形中拓宽;另一方面，各个机关在是否给予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时对新刑诉法第254条规定的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情形的理解存有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了决定不当的出现。例如，人民法院在对需要保外就医罪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审查中，除了审查指定医院所出具的证明疾病严重程度的文件外，也会重点审查罪犯的主观恶性，防止罪犯因其严重的社会危险性再次实施犯罪;而在作为监管单位的批准机关在审查时主要从罪犯羁押在场所中带来的重大医疗风险出发，而忽视了从案情和罪犯本身出发去考量其社会危险性，可能致使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的罪犯获得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批准。（二）暂予监外执行执行不当暂予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