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减负怪圈”.docVIP

社区“减负怪圈”十多年来，社区几经减负，但负担重的“顽疾”不仅没有得到“根治”，反而陷入了一个越减越重的“怪圈”。“怪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尽管社区“减负令”已经出台半年，但武汉市武昌区某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刚，仍然忙得像“陀螺”一样。“文件出台后，会议确实减少了，但许多检查、评比等，仍让社区忙不停。”赵刚所说的文件，是武汉市今年2月出台的社区减负九项规定，包括取消市、区、街与社区签订的工作目标责任书；取消面向社区开展的达标评比活动；精简社区参加的各类会议等。这九条“军规”虽然都直指社区负担的“病灶”，但却再次遭遇执行难。从事社区工作14年的赵刚，经历这样的减负已经不止一次了。在他看来，社区减负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每次都是减完之后再反弹，10多年来社区负担越减越重。而据《决策》记者的调查，社区“减负怪圈”绝不是武汉独有，全国很多城市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现象。“怪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破解之道又在何方？十年“减负路”赵刚记得，早在2002年，武汉市政府就曾下发“切实减轻社区居委会负担”的通知，禁止部门在社区滥挂牌子、滥搞检查、乱向社区摊派，并强调各部门“不得与居委会签订本应属自身工作职责的目标责任书”。然而，减了两年，居委会的工作不但没减，反而从2002年的160多项增加到了200多项，几乎所有职能部门的工作都能在社区找到缩影。尽管文件中有，“对于各部门派给居委会职责外的工作，居委会可以拒绝”这样的“尚方宝剑”，但实际上居委会很难说“不”。有街道干部坦言，别看社区闹得欢，到时候还不是要听我们一句话；还有部门工作人员宣称，你们社区只搞自治，派给你们的事情这也不干、那也不管，还留着你们做什么？社区减负砍掉伸进社区的“腿”，基层政府和部门的阻力可想而知，因此在实际执行中，减负文件成了一纸空文。2004年，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调研时发现，一个仅7个人的居委会竟挂了60多个牌子。他当场表态，要为社区减负摘牌。有了市长“下决心”，武汉在全市层面统一部署，集中清理社区滥挂牌问题。并且在全市所有社区居委会推行“双准入”制度，即职能部门确需交社区完成的工作和对社区的检查、考核，必须交由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一块牌子意味着一项工作任务、一套台账和随时的检查。”赵刚说，看得见的牌子可换、可减，但压在社区肩上的工作是换不了、减不掉的。虽然牌子暂时摘掉了，但有些部门会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自行下派任务到社区。赵刚举例说，一个执法部门对社区居委会承诺说：“以后社区里哪里有违规现象，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立即来解决，你们只报个信就行了。”可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当居委会应部门要求，花大气力把辖区内的几处违章行为调查清楚，并将名单交给该部门。不料，该部门工作人员说，“我们明天采取行动，你们居委会必须派人随同。”于是，拆违工作事实上成了居委会的一项工作任务。“这么多工作，每一项都不是随便应付得了的。”赵刚说，对于只有七八个工作人员的居委会来说，为了干好政府部门压下来的工作，不得不疲于奔命。去年8月，赵刚给武汉市主要领导写信，呼吁为社区减负。信中直言：机关很大一部分工作职能下移成了社区的日常工作，但跟踪指导服务却跟不上；有些应该由上级部门完成的工作，也顺势交给了社区；社区人手少、任务重，有的社区为完成任务，只得到处找数据拼凑。不久之后，武汉市长唐良智进社区实地调研。随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社区调研，半年后“减负九大规定”出台。与十年前相比，同样都是市长亲自拍板、强力推动，减负的各项禁令也是似曾相识，而社区负担重的“顽疾”依然没有得到“根治”，社区减负似乎陷入了一个越减越重的“怪圈”。“换汤不换药”？在落实社区减负“九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中，武汉市详细列出社区职能的“正面清单”，例如公章，只能用于哪些范围等等。并规定，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要求社区盖章。但现实中，赵刚仍然被各种出证明、用公章所困扰。他们社区每天要盖20多个章，除了房产、居住、医保等常规的证明以外，还要盖很多“无厘头”的章。如果社区不盖章，一些部门就不办理，因此即使不在清单之列，居民也非要盖居委会的章不可。“社区的章盖了，就得负法律责任。我们社区一年得盖出200多个章子，万一哪一个章子盖出麻烦，居委会如何担待得起？”令赵刚困惑的是，一些部门只认章，对证明内容无所谓，“许多证明不了的事儿，何必要为难居民？”更让赵刚困惑的是，尽管他在社区工作10多年，但仍然厘不清居委会的职责，到底哪些工作社区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工作又应该由社区协助做。在各地社区减负探索中，社区工作“准入制”是普遍推行的措施，实行“准入制”的前提就是厘清社区职责。而在长期关注社区问题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向德平看来，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好像很简单，但现实生活中要厘清职责很困难，因为社区既有服务职能也具有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