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剧的“红”与“不红”.docVIP

红剧的“红”与“不红”2014年知名民营影视公司小马奔腾推出红色题材影视剧《十送红军》，由擅长拍摄谍战剧的毛卫宁执导、湖北青年作家李修文编剧。这部六月份刚刚在央视播映的新剧虽然还没有引起巨大反响，但以长征途中十位普通红军战士为主线的叙事模式再次实现了红色故事与主流价值观的融合。电视剧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是负载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媒介，一部或一系列热播剧往往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密切关系，而针对以热播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研究也成为图绘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在国产剧的类型中，红色题材影视剧（简称“红剧”）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类剧既承担着在后革命时代重新讲述革命历史的任务，又具有把红色价值观改造为与改革开放的主流逻辑相契合的功能。这样双重角色使得红剧不只需要正面讲述红色革命历史，又添加了改革时代的基本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红剧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前30年革命历史叙述与后3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最大公约数，这就要求红剧在重述革命文化的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同当下社会保持有效互动。因此，红剧在八九十年代的失效和新世纪以来的重新流行成为反思新时期主流价值观建构的文化症候。一、红剧的特殊功能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并没有主旋律和红色影视剧的说法，这一方面因为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与革命相关、都在阐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文化艺术创作本身是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历史故事，还是当下题材，都与那个时代的革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暂且不讨论这种革命进行之中对革命的描述和书写是否真正成功，起码50-70年代的文艺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如以工农兵为人民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三结合”等）是相匹配的。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是通过文化伤痕和历史反思运动来完成的，曾经作为新中国确立合法性的“红色历史”不再是历史进步和真理的叙述，而是暴力、谎言和迫害的记忆。这不仅使得80年代的红色记忆变成负面的、充满血污的噩梦，而且使得执政党陷入合法性危机。在这种背景下，1987年初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两个月后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出现“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说法，国家以资金和政策扶持的方式鼓励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这就是“主旋律”的由来。可见，“主旋律”是在80年代左翼文化、革命文化受到清算之后出现的应对之策。9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随之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国家把50-70年代的革命作品命名为“红色经典”，放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二是在市场化的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对红色故事、红色旅游的文化消费。除此之外，90年代以来主旋律创作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历史史诗。在“主旋律”的口号提出不久，中宣部就成立了“重大和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设立专项基金来投资主旋律。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三大战役”系列、《开国大典》（1989年）、《开天辟地》（1991年）等反映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这些电影不仅以大场面、大制作著称，而且采用创世纪的史诗风格来叙述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历史。这些全景式的“史诗”巨片，突显的是领袖们、伟人们运筹帷幄和高屋建瓴的能力以及他们人性化的家庭生活，其作用在于把50-70年代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叙述改写为一种个人英雄的历史观。第二种是英雄劳模片。9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对50-70年代以及当下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片，如《焦裕禄》（1990年）、《蒋筑英》（1993年）、《孔繁森》（1995年）、《离开雷锋的日子》（1997年）等，这些影片主要通过对英雄人物高尚品德的展示，用个人悲情来建立一种历史感的延续和情感上的认同，把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模范与改革开放时代新的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如《离开雷锋的日子》中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转化为市场经济时代助人为乐的志愿者精神。第三种是红色商业片。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红樱桃》（1994年）、《红河谷》（1996年）、《红色恋人》（1998年）、《黄河绝恋》（1999年）等采用商业片的形式讲述红色故事的影片。这些电影往往把革命故事放置在西方人（外来者）的视角中来呈现，通过他者之眼的客观见证来把红色历史异质化和陌生化，从而解决80年代以来左翼故事很难自我讲述的困境。这种把红色故事商业化的尝试，主要突显红色历史的传奇性和情欲化，以吻合于消费主义时代对历史的猎奇心理。可以说，与80年代对红色文化的整体性拒绝不同，90年代已经出现一些讲述红色故事的新方法。不管是“自上而下”地把红色历史变成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国民教养，还是文化商品化对红色符号的去政治化，以及主旋律创作中对红色文化的多重改写，都使得80年代作为负面记忆的红色文化再度镶嵌进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图景中，并获得了一定的市场效应。在这种新的国家意志和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