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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征税依据 西方理论界较有代表性的是“交换说”与“义务说”。所谓“交换说”指的是，税收是纳税人对国家向其 提供安全保护和公共秩序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国家征税的依据是他向纳税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和公共秩序等利益。　　“义务说”则可概括为，税收是国家为了满足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向纳税人所进行的强制课征，纳税人对国家负有纳税的义务，国家征税的依据即是纳税人具有 这一纳税义务。　　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借鉴西方理论，结合本国实际，提出了诸如“权利分离说”以及“社会公共需要说”等不同观点。“权利分离说”从动态的角度阐述了税收产生发展的 原因，认为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税收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公共需要说”则认为，税收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这 是税收的最本质问题。　　我们认为，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征税，这才是国家征税的最深层次依据，这叫“权力说”。国家为了满足实现其职能的需要，但自身又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因 而只能凭借其政治权力，对纳税人进行强制课征。国家取得税收收入从来都是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国家征税所依据的只能是其政治权力而非财产权力。 税收原则的创立和发展可以分中西方两条脉络来进行阐述。　　西方国家税收原则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国春秋时期，管仲提出“治国必先富民”；刘晏提出“理财当以养民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