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巴金和他的《家》.pptVIP

鸣凤投湖自杀的第二天，觉慧在湖边，愤恨、内疚、绝望：”我是杀她的凶手！”觉民劝解半天无效，最后念出一段觉慧平日常念的、屠格涅夫的《前夜》中的话：”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紧接的一段描写充分说明了上述”中心依据”的神话治疗功能：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2、另一个”同义词”——”爱情”——亦具有同样的咒语般的治疗或反治疗作用。 爱情既是后一命运的解药又是前一命运的毒药。对奔向新前程的孩子们来说，它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和政治进化乌托邦的情感对应物，唯独不是爱情本身（《激流》三部曲中的”爱情”甚至有意无意地涤除了其中的性爱成分）。 每当琴这个人物出现在高家花园里总是带来色彩和亮光（尤其在《春》与《秋》中），她就是爱情的光明的象征。 在高家花园里，只有爱情无法实现的痛苦，爱情被“父之法”摧残阻挠的痛苦，至于爱情本身的痛苦（嫉妒、猜疑、失常、兴奋、争吵），爱情实现之后的痛苦（”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则被一概掩入叙述的盲区。 显然，非如此不足以保证爱情的纯洁性和战斗性。这种纯洁性和战斗性必然要求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殉道式的献祭。鸣凤、梅、瑞珏、蕙，湿淋淋的尸首，停放在破庙里的棺柩，死者的形象既是控诉又是升华。爱情作为神话咒语的两重功能：诅咒与超度，完满地实现在这些死者美丽凄婉的形象上。 3、事实与虚构。 巴金对自己的小说常作意犹未尽的解说，那些序、跋、后记、创作谈往往自行解构了小说本身。 实际上，巴金的大嫂虽亦曾被迫到城外生产，却并未因此去世。 ”梅”的原型在有情人未成眷属之后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 ”鸣凤”的原型翠凤亦未投湖，她拒绝做巴金远房亲戚的姨太太，宁愿后来嫁给一个贫家丈夫。 最后，那个真正自杀而死的大哥却一直活在小说里。 加工证明了意识形态完满性对作家的控制，意识形态的交战杀死了小说的人物。死者封闭了探索爱情作为意识形态神话的途径， 或者说，正好标出了”五四”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的位置。女性被历史性地凝结在两个互补的瞬间姿态上：逃向死亡的美丽而凄婉的姿态（鸣凤），逃向生路的美丽而决绝的姿态（淑英）。 4、“家”的自我解构。 这一画面定格的解凝，在巴金的创作中，要到《寒夜》才见端倪：“新女性”曾树生进进出出的”家门”多元化也复杂化了。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价值的递升是价值虚无主义的逻辑思路，总是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来否定当下的执着。 治愈觉慧的内疚的良药正是”事业”、”社会”、”广大的世界”。 北京来的新书报、《利群周报》社的活动、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和文章，这些在《激流》三部曲中占了相当篇幅的叙事，尽管对后来的读者的阅读耐力可能是个考验，却是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 一切在”家”里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友情、爱、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 5、隐含的二元对立/二分法简单化思维。 建基于近百年来的”启蒙神话”而作的命运(封建/现代）二分法，引发其内含的重重矛盾和抗辩对诘的嘈杂声音。 二分法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其实就聚焦于贯串《家》《春》《秋》全书的人物，大哥觉新身上。 他是青年（只有二十六岁），却已历尽沧桑（丧父母丧妻儿）；他是”子”辈，却支撑家业的相当部分（长房长孙）；他是痴情的恋人，却又是遏阻这些爱情的”同谋”；他是新思想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觉慧最早读到的《新青年》即由他那里得来），却又兢兢业业维系一切旧的礼数规矩。 他是夹在书中两类”不肖子”中的唯一”肖子”，承受了最大的心理压力（高老太爷们只承受来自”新时代”一面的压力，觉新则还要承受来自高老太爷们的压力），承受了最多的苦难灾难和责难（巴金似乎执意要把全世界可能有的不幸都堆到他头上）。 在那个“弑父”的时代，“大哥”的身分是最为暧昧不明的，他既是“父”的代替物，又是“子”们的同辈，使得“子”们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排解必得采取更为复杂曲折的形式。 许多时候，觉慧觉民对觉新的愤怒比对高老太爷克安克定们更甚，倘若觉新身心交瘁而死，早已派定的凶嫌是不会疑心到他们身上的。 或许这也顺便解释了觉新最后并未如同其生活原型般自杀身亡，而是有了个差强人意的结局：他在书快结尾时终于挺直腰杆站到作为叛徒的”子”的一边。然而，正是在这里，父子冲突、黑暗光明的二项分立、两种不同命运的搏斗等等显得最为晦暗不明。 在《秋》的（也就是《激流》三部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