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北大究生三年.docVIP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1978－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很兴奋，决定试一试。当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已7年，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秘书，下过工厂、农村，按说也会有升迁的机会，但总还是感到官场不太适合自己。我希望多读点书，能做比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当然也极力主张回北京。1978年3月，着手准备考研究生。我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找不到复习材料，刚好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打算考现代文学了。临考只有两个多月，又经常下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复习，心里完全没有谱。好在平时读书留下一些心得笔记，顺势就写成了3篇论文，一篇是谈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一篇是讨论鲁迅《伤逝》的，还有一篇是对当时正在热火的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别给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寄去。这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严家炎老师的回信，说看了文章，“觉得写得是好的”，他和王瑶先生欢迎我报考。这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信心倍增。 多少年后我还非常感谢严老师，他是我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引路人。考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光是现代文学就有800多人报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70左右（据说是凌宇和钱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15名。原计划招6人，后来增加到8人（其中2人指定学当代文学），让11人参加复试。我想自己肯定“没戏”了，不料又接到了复试通知。大概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还有些潜力吧，加上考虑我的工作是完全脱离了专业的（其他同学多数都是中学教师，多少接触专业），能考到这个名次也不容易，王瑶先生特别提出破格让我参加复试。这就是北大，考试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见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来才知道，这真是碰到好老师了，是难得的机遇，让我终生难忘。我自己当老师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有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复试的成绩明显上去了。先是笔试，在图书馆，有4道题，3道都是大题，每个考生都不会感到偏的，主要考察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谈对现代文学的分期的看法，没有固定答案，但可以尽量发挥。还有面试，在文史楼，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主考，问了8个问题，我老老实实，不懂的就说不懂，熟悉的就尽量展开。如问到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看法，我恰好有备而来，“文革”期间当“逍遥派”，反而有空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自然读遍了鲁迅，对神化鲁迅的倾向很反感，于是就说了一通如何“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等等。大学我只上了两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反而读了许多书，积蓄了一些思考，此时不妨翻箱倒柜，大胆陈述。现在想当时回答是幼稚的，两位主考不过是放了我一马。我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报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米，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带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分属七个专业，现代文学专业有6位，包括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陈山和我，另外还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张枚珊（后来成了评论家黄子平夫人）。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还有乐黛云老师是副导师，负责更具体的联络与指导。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孙玉石、唐沅、黄修己、孙庆升、袁良骏，以及谢冕、张钟、李思孝，等等老师，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校外的陈涌、樊骏、叶子铭、黄曼君、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学生也因导师而分出不同“门派”，彼此缺少交流。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本教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我们一节不拉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