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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腾飞路——“大哥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2009年08月03日13:21? 新浪资讯 上世纪90年代初，双向通话的需求，使第一代模拟式移动电话——“大哥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拥有大哥大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30年前，古老笨重的“摇把儿”电话对普通家庭还是“稀罕物”，一般的机关、企业，靠走关系、批条子才能装上一部“摇把儿”。 　　今天，手机已经和钱包、钥匙一起，成了普通百姓的“出门必备三件”，传统的通信难题，如今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 　　工信部公布的截至今年7月的数据显示，我国手机总用户已经超过6.08亿，14亿中国人中每2.3人就拥有一部手机，在京、沪、广、深四大城市，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100%。 　　通信业百废待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人心目中的小康生活，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人对于通信的需求，长期处在需求与供给严重脱节的状况。 　　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仅有固定电话用户21.8万户。而到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间，电话用户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从1949年到1978年这29年间，我国电话用户仅增长了170.8万户。 　　在通信业百废待兴的状况下，为了弥补通信资金建设的不足，加快通信业发展，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邮电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决定开始对市话新装用户收取初装费，但这一措施，并未在短期内改变“装电话难”的局面。 　　今年49岁的张明禄，现在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物资供应部的总经理，曾长期负责北京移动手机网络的建设和扩容，在电信改革前，他是原北京无线通信局（下称无线局）移动通信局的副局长，经历了北京移动通信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就在1980年，21岁的张明禄从电信技术学校毕业，走上了无线局的工作岗位。他是工程师，负责一些微波、卫星通信的开发工作，在懵懵懂懂之中，接触到中国最早的公众移动通信萌芽。 　　“虽然搞的是移动通信，但当时的北京，几乎连摇把儿电话都很少见。”张明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固话的初装费高达5000元以上，但即使如此，也并不是交了钱就可以装上电话。电话安装，往往和单位规模、行政级别息息相关。“没有批条是装不上电话的，老百姓要实现长途通信需求，只能到邮局发电报、到长话大楼排队打长途。” 　　彼时，1978年成立的无线局只有2年的历史，无论是微波还是卫星通信，和老百姓的关系都不大，在社会上是冷门单位，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张明禄回忆，无线局自己内部的定位也是保密单位，虽然有不到1000人，但和兄弟单位长途电话局比起来差距明显，长话局由于牵涉到长途电话、电报，是老百姓眼中普遍的热门单位。 　　张明禄不知道的是，在1979到1980的两年里面，电信业的建设，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他的人生也即将随之发生改变。 　　1979年初，邓小平在和王震等四位时任副总理谈经济工作时说，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电信、建材上来。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研究经济规划时再次说：“对经济长远规划的意见，交通问题要放在首位，尤其是邮电通信，对整个经济发展关系极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无线局开始筹划引入国际先进的寻呼机项目，张明禄随之加入了技术支持的团队。他回忆说，北京的第一个寻呼机台在1986年年底建立，位置在当时北京的地标建筑——长安街畔的长途电话大楼，几乎全部设备都来自于进口。 　　但由于设备国产化率低，使用成本高，寻呼机在短期内并未出现大的发展，真正出现大规模使用的转折点出现在6年后。 　　响彻神州的“BP机” 　　随着国产设备的出现，寻呼机价格的降低，1992年12月28日，北京无线局西直门营业厅正式开业，“127”自动寻呼台正式运营，之后2年，无线局带汉显功能的寻呼台也开始运营。 　　“相比电话机，寻呼机实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移动通信，虽然是只能接收，不能发送的单向方式，但在那个商品和通信手段均极度匮乏的时代，已经足以引起老百姓的狂热了。”依靠寻呼机销售创业起家的迪信通董事长刘东海对记者回忆说。 　　很快，寻呼机收到信息的“B——B”声，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流行声响，老百姓形象地把这种发着BB声的小黑匣子称为“BP机”（BB机），拿着BP机等着回电话的人，在公用电话前排起了长队。 　　刘东海说，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种流行符号，BP机的标准佩戴方式是，用机子上的卡子别在皮带上，为了防止丢失还要用一根金属链子拴着，但一定要把衣服束在腰带里面，这样可以把BP机露出来，让别人看到了有面子。 　　和BP机的流行对应，“有事CALL（呼）我”成为老百姓的流行语，就连当时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也是：MOTOROLA寻呼机，随时随地传讯息。 　　一个数据可以显示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