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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王国维（1877—1927）　(文/唐文明)　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先撰七律一首《挽王静安先生》及一联悼念，后觉“意有未尽，故复赋长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越二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纪念王国维在校园内立碑，陈寅恪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在这些悼念诗文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2]用李慎之1999年的话来说，此语“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3]将此语简单地解读为知识分子学术上的操守或追求，可谓持之有故，也言之成理，然而，将陈寅恪的悼念诗文放在一起对读，就不能不对这种解读产生疑惑。　一个很容易看到但几乎无人留意的事实是，在评价王国维之死这件事时，《纪念碑铭》与《挽词并序》使用了明显不同的表达。而且，如果对之不加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也很难直观地看到两种表达之间的一致性。尤其是当我们想当然地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解读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操守或追求时，两种表达之间就更加明显地呈现出不一致。或许有人会说，在不同时候或不同情境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这无可厚非。这个说法自然有其道理所在，但具体到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评价这件事，若停留于这个思想地带来理解陈寅恪前后相隔两年的文字之间的关系，则难免有过于松垮、不严谨之嫌。　在此或许首先需要强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