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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长征：万里长征出于三军互动 　　红军长征是一个由局部而全局的发展过程，起因不是全部原因，更不是原理。然而迄今的相关史著都仅说明其起因、记叙其过程，而未从原理上解释红一方面军原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转移，何以会形成为特定意义的战略转移的万里长征；更未从原理上解释中央红军局部的战略转移乃至长征，何以会形成主力红军红四、红二方面军全部进行战略转移乃至万里长征。可见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深入探讨其教益，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红军长征既是一个由局部而全局的发展过程，必然受到局部与全局关系的支配。因此，探讨红军长征的形成，必须以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为理论指导。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阐述了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揭示了这样一条原理：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并不影响于全局；而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不带全局性，对全局不具有决定意义，后者带全局性，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这种带全局性的局部的决定作用，就是红军长征形成的原理。本论试图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剖析红军长征的形成过程，揭示其蕴涵的历史教益。 　　一、在红军战争全局中，中央区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红军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遭到破坏，造成了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全局陷入动荡。 　　1930年夏，红军开始由游击军向正规兵团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之运动战的转变，经过是年冬至1932年初夏的连续3次反“围剿”胜利，形成了由红军和相应战略基地苏区组成的相对稳定的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这样6个战略区格局。这6个局部构成了红军战略全局，但各局部的分量不同，相互关系也不同。中央区分最重，对全局有决定意义；鄂豫皖区和湘鄂西区是两个完全独立各自为战的局部；湘赣区、湘鄂赣区和赣东北区虽为独立区，但地理上与中央区毗连，战略上依附于中央区。 　　中央区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表现十分明显。1932年夏至 1933年夏，中央区总体上继续胜利发展，邻近的湘赣区、湘鄂赣区、闽浙赣（赣东北）区大体随之发展。其间，鄂豫皖区和湘鄂西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分别进行战略转移，但并没有影响到全局的稳定，反而在全局稳定的大环境下迅速恢复稳定，分别在川陕和黔东地区建立新苏区，恢复和发展力量。同期，留在鄂豫皖区的红军重建红二十五军，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鄂豫皖区的斗争；西北红军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建立陕甘苏区。红军的原战略格局，虽然丧失了湘鄂西区，但增加了川陕区、黔东区和陕甘区，发展为8个战略区。 　　这种特殊的战略格局既有群雄并起的正面，又有过分依赖于中央区稳定的负面；既是一派大好形势，又潜伏着中央区一旦遭到破坏或失败，全局将陷于动荡的危机中。 　　中央区的地位更加突出，必然引敌我双方最高层更加瞩目。国民党于1932年秋采取先剪除鄂豫皖、湘鄂西两区再集中铲除中央区的战略不能奏效，1933年春集中40万重兵对中央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又失败，加大了赌注，于是年9月又以50万重兵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933年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直接控制了中央区的全部领导权，强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企图以中央区的进攻战略影响全局，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面对着强敌的第五次“围剿”，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全盘否定了过去的适合于红军战争特点的积极防御方针和相应的作战原则，先者实行冒险主义进攻战略，继而听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强行所谓“正规原则”，造成兵力和战争资源绝对劣势的红军，去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围剿”部队拼消耗。其结果是中央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败退，以至最终失败。 　　中央区斗争的挫折乃至失败反映在全局上，首先是邻近的湘鄂赣区、闽浙赣区、湘赣区斗争相继失败，苏区全部丧失，前两区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余部沦为游击队，转入游击战争；湘赣区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实行战略转移，为中央红军下一步战略转移作先遣准备。接下来是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丧失。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又因博古、李德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再遭受严重损失，加上蒋介石调动20万重兵“追剿”，不能按计划到达湘西与红二（红三军）、红六军团会合转入反攻，只好转向贵州继续西去。于是，中央红军的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转移，也就逐步地形成为特定意义的战略转移――长征。 　　二、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根据战争全局的新变化，提出扭转局势的战略计划，但没能实现，已处于对全局有决定意义地位的川陕区红军也战略转移，战争全局更加动荡。 　　在中央红军不能按预期转移到湘西不得不转进贵州之时，即1934年冬，红军的战略格局和内部关系已有了新的变动。这时的全局，仍有已丧失了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