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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骨的寂寞 明丽的忧伤 　　摘 要：萧红作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以诗意的笔致描绘了一幅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生”与“死”的画卷，同时也寄寓了作者自己对于“生”与“死”的探讨。她诗意的语言、寓情于景的文字以及其所营造的整体氛围与意境，无不体现着她对于生命的理解。 　　关键词：萧红小说 生命意识 散文化 　　萧红是一个寂寞而敏感的女作家，她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因自己身为女性而屈服，而是以柔弱的身躯反抗着，用焦灼的双眸追寻着，以细腻的笔体呐喊着。她以抒情化、散文化的笔调探寻着生命的意义，她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融入景物的描写、氛围的营造中，以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 　　一 　　萧红是凭借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杰出作家。她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注重环境因素的作用，把抒情散文的语言和“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结构特点揉进小说创作中，她的小说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生死场》第十章只有三行;《呼兰河传》每章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唯在命运的逻辑本身。正如萧红自己所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萧红建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她追求的不是小说的结构均整，而是小说的散文化，她的行文简洁、不雕琢，自然流畅，真挚感人。 　　小说家昆德拉曾说：“只有散文，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萧红将小说散文化，娓娓道来，无边伸展，忠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她摆脱了情节一类沉重的外壳，赢得了写作的自由。她让写作回归本原，让心灵和生活面对面呼吸、对话、吟唱。在这散文化、抒情化的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是她对于人生的思考，对“生”与“死”的理解。有时，她不直接描写“生”与“死”，而是将自己充沛的感情融入景物的描写，做到情景交融;她还常常以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来营造一种独特的意境与氛围，使景物有了灵气，有了深意，有了生命，平添了美感。 　　例如，《小城三月》中的主人公翠姨原本是一个端庄、美丽、温柔的姑娘，她像春天的使者，给人间带来了爱的希望与欢欣。作品中描写“我”和翠姨一起玩耍、倾谈时，是非常愉悦的，所以在写小城春景时，作者便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来描绘：“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1]春天充满了生机与希望，“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2]这样的一种生意盎然、想要冲破一切束缚的生命力，就像翠姨这个充满希望的姑娘，生命的乐观和喜悦与春天的精致浑然一体，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充满力量。可是随着情节的一步步发展，翠姨还是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成为了礼教束缚下的牺牲品。翠姨去世之后的那个春天，和以往相比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为何又是那么的悲凉？“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黏土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纯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仍然是春天的景色，文字中没有一个“悲”字，但是那种人生的怅惘与物是人非的无奈尽在其中。“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些日子。但那是不可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萧红似乎略带残忍地在小说的结尾敲碎了读者对于“春天”的梦，春天曾是那样美，可是却逃脱不掉“短命”的宿命，这是带血的文字，是萧红内心的悲歌。景物的描写因翠姨的生死而渲染出不同的氛围，前者的生机勃勃与后者的凄清哀怨使得文字更富有张力。 　　《生死场》中王婆被生活所迫服毒自尽，在此之前有一处令人难忘的景物描写：“弯月相同弯刀刺上林端，王婆散开头发，她走向房后柴栏，在那儿她轻开篱门。柴栏外是墨沉沉恬静的，微风不敢惊动这黑色的夜昼;黄瓜爬上架了！玉米响着雄宽的叶子，没有蛙鸣，也少虫叫。”这段景物描写富有意境美，充斥一种凝重的悲剧氛围，像是一幅作者泼墨而成的“暗夜之画”。“弯月”不是以往诗歌中常见的象征寓意，而是一把“弯刀”，一上来就给读者一种尖锐的痛感。夜是“墨沉沉”的，“微风也不敢惊动这黑色的夜昼”，夜好像严肃得甚至令人感到恐怖的宇宙之神，他笼罩了万物。在他的遮蔽之下，“生”是那么的常见，“黄瓜爬上架了”，玉米那雄宽的叶子也在风中色色作响。而“死”似乎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王婆就在这夜的遮蔽下凄惨地死去。不仅这“夜”是“墨沉沉”的，社会的现实也如这“夜”一般黑得让人窒息，静得让人窒息！在这幅“暗夜之画”上，我们期待看到光，可是唯一的光亮却是那“弯月”，它又是一把“弯刀”，直接刺向林端，也刺向读者的心。 　　我们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