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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经济维度（下） 国家的起源 　　劳动能力导致的劳动产品分配上的个体差异和私有制的形成，使得劳动组织中领头人和带头人从劳动积累的共同成果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个体生存的产品部分，社会产品分配的差异也就开始扩大。劳动共同体的领头人或者带头人不仅掌握了劳动技术和经验，而且因为私人占有的劳动产品积累，他们也逐渐开始控制其他人的生存，使得其他人在生存上对这些人产生依赖，从而基于生存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内嵌私人占有及其观念的社会生存体系逐步替换人类早期的联合生存方式，人不仅面临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的斗争，而且开始面临围绕有限的生存资料进行争夺的内部斗争，获得与保持自己生存的优先，控制和削夺他人的生存。实际上，私有观念最有可能从原始劳动组织的领导者发端，因为个体生存意识的觉醒只能是从个人生存条件的改善开始，剩余产品的出现固然是因为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劳动技术的改进，在人类早期的劳动技能的提高首先是与劳动组织领导者密不可分的；不仅如此，领导者主导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在劳动成果分配的意义上，从事政治活动的领导者人群或者阶层，因为他们在一个社会中的特殊功能与角色，开始获得对人群的控制与统治地位。 　　与私人占有并行的是私有观念对一个社会中所有人进行覆盖，推动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社会观念体系以及相应的规则制度的形成。整个的制度体系开始体现私有者的意志；对于生存竞争中的人的行为不得损害私有者的占有；对违反规则的人进行强制和惩罚，而强制与惩罚的内容一般而言是以部分或者完全剥夺人的既有生存条件，最极端的形式发展到剥夺人的生命，进行肉体消灭或者毁灭。以私人实际占有生存资料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开始优越和优先，私有观念和个人生存优先同样会对领导者产生影响；即使是再贤明的领导者，同样具有个体生存的内在要求，大义与私利的冲突开始转向领导者的内心及其行为选择，因为领导者掌控生存资料的生产与分配，个人生存优先动机的驱使会使得他们对生存资料的实际占有会逐渐超越一个人群或者组织中其他成员的一般水平，而且因为实际的生存资料分配结果与领导者掌握的权力之间的关联随着反复的分配活动的进行而逐渐清晰。在谋求一群人集体生存意义上，维护某种社会秩序或者人的生存状态的政治权力是被赋予这个人群中的领导者的。这样，政治权力逐渐成为领导者们牟取自身生存优先的工具或者手段，这就是政治权力被领导者私有化。 　　领导者开始占有超出其他人的生存资料从而维系自己更好地生存。在社会私有观念普遍建立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共存并不能因为领导者的更换而改变，领导者们私欲的膨胀几乎是一个经常性的过程。领导者的个人行为开始内嵌并交织着个人生存优先与维护某群人的集体生存的意义和动机，而且这其中并无区分领导者私欲与领导者为了某个人群集体生存的公义的清晰界限与价值标准。 　　在人类早期，人的集体生存状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和群婚状态，随着个人占有及个体生存意识的凸显，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为家庭的产生奠定基础，家庭私有制开始出现，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作为某个生存空间上的人群或者族群的生存单元存在，无数家庭的组合构成这个以一定生存空间的人群为整体的国。最初的国家形态首先是一种私有形态，也是和政治权力被某个领导者或者领导者群体领导者私有化密不可分的，这些人成为社会或者某个人群或者族群的统治者。“国家”是相对于在这群人中除统治者以外的人而言的，而对于君主本人，则是“家国”。君主因为拥有对这个地域上的人群的政治权力，他掌控和支配着作为这一群人的生存条件的全部土地，所以一定地域上的土地和人群也就成为君主或者统治者的私有物，他所统治的“国”，也就是他的“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政治权力的分类中，公权力是与一个人群或者族群的集体生存相联系的，由于生存经验与体验的积累，国家也就成为这一群人在共同生存中自我认同及互相认同的纽带或者观念联结。而私权力则是与私有观念及其制度相联系的。在私有观念及其制度下，政治活动永远蕴含着为了组织与社会中所有人的名义，也就是所谓的“大义”。但是这个“大义”是被私人占有国家的君主揣在兜里的，公权力反而成为君主私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国之君主，只有掌握政治权力，只有支配他所治下的人群的生存，才成其为君主，但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层级体系，君主对国家的控制是通过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完成的，这一部分人分享的政治权力是被君主赋予或者赠送的，君主赋予他们利益或者更多的生存资料或者更好的生存条件，同时要求他们将君主赋予或者分配给他们的政治权力服务于君主的私有，不忤逆君主的意志或者损害君主对国家的私人占有，这就是对君主效忠和君主分封制。国家的出现，首先意味着在私有化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生存体系的确立，与这种社会生存体系相伴随的就是一种社会政治权力体系，国家的政治权力体系的展开形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