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论坛》2013年第2期.docVIP

信任视角下的司法公信力* ——从诉讼中的“找关系”现象说开去 文／闵海峰 郑 扬 黄丽琴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先生称，打官司“基本上都要找个好人脉，最重要是要找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输不了”，“我对法律失望到什么程度，不愿意说，还没想好”。此言一出，千层浪起，引发了社会对司法领域“找关系”现象的广泛讨论。无论上述言论是中肯还是偏颇，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诉讼中的“找关系”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司法公信力这一现实，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研究司法公信力的一个特殊视角。 一、对司法的不信任——“找关系”的根源性起因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人情、讲面子的社会，“关系文化”颇为盛行，诉讼当中亦是如此。对“找关系”现象的解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1.经济论者将“找关系”现象解释为关系（或权力）的一种寻租，一种基于利益考虑的“交易”。2.社会论者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使得人际关系意识极为突出，“遇事找关系”亦成为一种自然。 以上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找关系”现象的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入和透彻的剖析，很具有启发意义。但就司法领域的“找关系”现象，上述观点的解说力却犹显不足。正如以上观点所指出的，当事人“找关系”是利益取向的，但如果正式的社会制度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利益，那么当事人就应当失去“找关系”的冲动。而诉讼中却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案件的法律关系极为简单，比如民间借贷，出借款项的事实清楚，当事人也明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却仍不惜投入成本去“找关系”。如果我们相信当事人是理性的，那么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便正式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能给当事人的利益予以保护，但是当事人却不相信这样的事实。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年来全国法院案件裁判后服判息诉的情况:一审后的服判息诉率2009年为89.05%，2010年为89.73%，2011年为90.61%；二审后的服判息诉率还要高许多，如2011年二审后的服判息诉率达到98.99%。①从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全国法院案件一、二审裁判后的服判息诉率还是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从侧面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找关系”未必就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只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同志就曾指出：“大多数托人情找关系的人要求维护的都是合法权益。”②因此从根源上说，当事人“找关系”大多是因为对司法的不信任，是“人们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总是不放心”。同样的判决，在“找关系”之后，当事人就更愿意相信其合理性。这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一致的，“关系”能在很大程度上提供这样一种确定性。当人们认为现有制度不能确保其利益得到保护时，“关系”成了产生信任与为人们提供心理确定性的重要替代品。 当然，不能否认，确实存在极少数当事人企图通过“找关系”以获取非法利益的情况。在这些当事人心中，他们相信通过运作“关系”，能达致其非法目的，而这种想法的另一面，则是他们不相信现有法律规定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不相信司法不存在运作的空间。如果前面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诉讼中普遍存在着的“找关系”现象，根源于当事人对司法的不信任。 二、信任视角——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及提升路径 近年来，许多学者投入到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中来，对司法公信力内涵的阐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是立足于司法的角度③、民众的角度④还是司法与民众动态关系的角度⑤来描述司法公信力的内涵，其中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信任”。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解决人们之间纠纷的最终途径，司法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就是民众对司法制度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实则源于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只有信任才会让民众从内心确认，由司法机关作出裁判是对纠纷无可争议的最终解决方式。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说，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就是“信任”，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民众对司法信任程度的客观反映。就此意义而言，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根本，即在于重建与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任。但这一结论似乎与理论界的通说不太一致。 理论界普遍认为，司法独立是司法公信力得以产生的首要和关键，所以提到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第一条建议便是要司法独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夸大了司法独立的作用，也忽视了中国的政治语境及司法现实。从根本上说，司法公信力来源于民众的信任感，信任感的产生源于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而非源于“司法独立”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司法独立本身并不能形成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而没有民众信任的司法独立则可能给司法公信力带来更大的损伤。我们应当认识到，“司法独立其实不是原则，也不是理念，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有时甚至是难以兼顾的有冲突的同时需要操作的具体制度”⑥。此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