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欧现代化对比.doc.docVIP

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作用的比较 从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来看，中国与西欧也有根本性的差异。 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主要起着对外扩张的作用，即保护和扩大本土外的市场，而不是节制国内资本。在国内，主要是起着“守夜人”的作用。这是因为外部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缓解或转移内部积聚的资源短缺、生产过剩(市场狭隘)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后发国家则不存在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 英、法、美等国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日益强大，极大地刺激了德、俄、日以及中国等尚未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德、俄、日等国利用强大的政府力量，实施了赶超战略。这种赶超战略就是对内利用强大的政府（中央集权）加强对资源配置的管理，扶持现代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的发展；对外则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通过瓜分和重新瓜分国际市场和殖民地来掠夺资源和开辟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的；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于德、意、日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引起的。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如果没有政府对国内工业的大力扶持和对外的侵略掠夺，是不可能很快实现工业化的。 回顾我国一百多年来的工业化历程及其政府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的近50年间；第二个阶段是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建立前的近40年间；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至今的50多年。在上述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下，政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结果也自然不同，但总的来说，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或称制约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工业化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与尼罗何流域、两河流域、印度、爱琴海周围的农业文明发祥地相比，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仅历史同样悠久，而且持续发展和保持了繁荣。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尽管这种发达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并受到农业周期性振荡的打击；与这种以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政府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的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和官僚垄断政府机构位置，“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管理阶层。第三，军队国家化。(3)形成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一体的主流政治观念。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以农为本；第二，国家和社会置于个人和家庭之上，家庭和个人的荣辱依赖于国家的兴衰；第三，追求“有序”和“和谐”，一是社会和家庭的有序，强调“三纲五常”；二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自然规律保持和谐，“天人合一”、“天行有常”、“顺天知命”。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政府的主导目标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这种将工业化与民主化、市场化分开的观念和目标，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它一直或多或少地延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说明，中国因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欧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的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的道路。目前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但是市场化和民主化仍然任重道远。 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欧国家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作用，除了早期的对外扩张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日益加强，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即说明了这一点。而西欧政府在经济方面调节作用的加强是伴随着其民主化